不想再替别人打工

（自然码发明人周志农）

1994年，北京，计算机展示会。

周志农一面散发传单，一面大声宣布和超想公司彻底分手，并声明收回自然码使用权。周志农此时显得异常激动。

1995年，北京，海淀区法院。

超想公司将周志农所在的长城商务促销公司诉上法庭。法院判定长城商务促销公司侵权，赔偿超想公司40420元，承担双方诉讼费26030元，取消长城商务促销公司复制、销售自然码资格。同年，周志农起诉超想公司。

1999年，周志农超想一案最终结案。周志农和超想达成一致的和解意见。双方放弃以前的所有讼争，今后超想公司只能使用“超想自然码”，不得使用“自然码”或者以“自然码”为前缀的名称。

这场官司之所以最后能以和解告终，是因为这场官司的标的在长达五年的诉讼之中已经丧失殆尽，任何一方获胜都也无法从诉讼中得到什么实际的利益。1993年一度繁荣的超想公司和超想中文平台陨落了。法庭之上没有赢家。

为什么非要闹上法庭

1991年6月，周志农、何肇光、李培三人在北京民族饭店商量成立公司。何肇光、李培当时主要做硬件生意，每月可以售出上千80年代末，周志农四处推广自然码。台1600K打印机。所以，公司一开始定的分工是，何肇光、李培管硬件销售，周志农负责软件。大家合伙成立公司，为的是“互相依托，都有好处”。

当时公司没起名自然码，就是因为何肇光和李培有硬件生意要做。公司取名超想，是想借助联想的知名度。

开始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利益，大家都为目标奋斗，所以，大家合作得很愉快，“都很高兴”。

半年后，超想公司的打印机销售开始走下坡路，公司原定的分工方案无法维持，李培独立出去成立香港五澳环公司做收款机生意，何肇光开始涉足自然码业务。周志农当时没有坚决反对何肇光帮忙来做自然码，因为当时周志农也不知道自然码这个软件到底能有多少收入，能有多大前途。“既然大家愿意一起来做，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超想注册是李培办的，李培找中关村联社出了一个证明，将公司注册了下来，以至于后来，官司打到法庭上，超想在法律上成了中关村联社独家投资注册的公司，尽管，联社当时并没有对超想投资一分钱。

周志农没有做超想的法人代表原因是档案在原单位，一时拿不出来，不方便做法人，就没有做。

何肇光的想法是既然超想的分工改变了，应该重新分配股份关系，但这件事件李培不同意，就拖了下来，而超想的宣传、销售、产品开发又不能停下来等待股份明确了再进行，超想就这样带着问题向前发展。

周志农当时也是不太着急签关于股份划分的协议，因为他一直紧紧把握着自然码，所有产品的加密都是他自己在家里做，磁盘做完了加密道，然后，再拿到公司COPY。周志农当时天真地认为如果他不做了，或者他提成拿不到的话，公司就没法办下去。

自然码和超想CXDOS的生意越做越好，程序越做越大，大到了周志农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了，这样邱劲松和赵全新加入了进来，雷军也给帮过忙。

1992年，超想公司收入40多万元，10多万元利润，周志农分到了5万元，对这样的分配，周志农感到满意。1993年，超想公司高速发展，企业蒸蒸日上，年技术收入有200多万元，利润大约在60万元左右。超想成为中国知名的软件品牌，具备了迈上一个新台阶的条件和机遇。

1994年春天，中文DOS平台大战开始，UCDOS、中国龙、天汇等强劲对手加入角逐，超想面临转折的关头，此刻，周志农希望将股份和软件版权明确下来。

此时的周志农对自然码和超想CXDOS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所以，提出要求变更法人代表，或者开发部和公司相对独立，像当时的北京金山公司学习，毛利的百分之多少属于开发部，“钱到了开发部，再由我来分配，不跟公司混在一起分配。”超想觉得不能这样。因为周志农拿不到经济权，后来就不让他参与分配了。公司的开发费用从销售额的10％，降到了5％，再降到了3％，同时还一再抱怨开发费太高了。

周志农从一个股东的身份，降低到了技术部主任的地位，而且，“还是没有实权的技术部主任”。

自然码和汉字系统以外的项目，周志农被排除在外，即使周志农谈的项目，“最终的拍板也要由他们决定。”超想决定搞财务软件、教学软件，周志农认为无法成功，“因为财务软件投入很大，超想没有实力去做，他们坚持做，是因为仅做自然码和超想CXDOS，就无法消除以我为中心的影响。”

到了这个时候，周志农开始后悔当初很多事情没定好，“事情都是潜移默化，慢慢转成的，开始的时候不追究，慢慢已经形成定式了，再想改变它，就相当于剥夺别人的既得利益，肯定会有很大的反弹。”

但周志农还是和几个技术人员商量“反击”，要求公司公开账目，说清楚到底赢利了多少，怎么分配的。公司不同意公开账目，说没有赢利。周志农就将产品停了下来，超想公司开始缺货。

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周志农想谈一个妥协的条件，公司不答应，并且，想办法让周志农的手下，交出了程序的源码。周志农一气就不去上班了。有人打电话到超想公司找周志农，公司就说周志农出差了。有了源程序，产品可以照样卖，没有周志农公司照样运作。所以，1994年计算机展示会上周志农才会那样地激动。

从超想出走，周志农挂靠到了长城商务促销中心。周志农将软件改进了一下，推了一个“自然码5.61版”、“自然码ForWin”和“自然码中文集成环境”。超想以“自然码ForWin”和“自然码中文集成环境”是职务发明为理由起诉了长城商务促销中心。而周志农也同时起诉了超想公司，要求拥有超想公司的股份和财产权，认为自己和超想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所以，不存在职务发明问题。

周志农找合作

1984年，周志农从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微电子应用技术研究所。周志农第一个作品是MECCDOS5.0，但所里没有足够的投入，无法完成产品更新换代和后续推广，周志农只好将汉字系统变成了外挂式的输入法。

1986年，周志农遇到扶良文，扶良文最早提出了“拼音加形”的思想，周志农和他确定了编码方案，并在计算机上实现了这个方案，取名金奖智能码。

为推广金奖智能码，周志农和扶良文成立了一个实体，挂靠在一个发明创造部。但两人的合作只持续了一年多，原因是，两人在输入法的双拼压缩键位上分歧很大。当时，CCDOS压缩拼音已经很流行了，但扶良文坚持自己的双拼压缩方案确定在CCDOS之前，不肯调过头来学CCDOS，周志农坚持要将金奖智能码的双拼压缩键位改成和CCDOS一样，扶良文说，你要改，就自己去做，周志农就出去开始自己做。

1988年10月，自然码1.0推出，挂靠在北京市东城区科协，由中国软件公司软件服务中心代售，周志农按利润分成。

1989年，中软重组，周志农转而挂靠到了北京市电子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方式是独立记账，交一定的管理费。此时，周志农在中关村黄庄一幢大楼的地下室里租了自己的第一间办公室。周志农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待了三四个月，每天按照《全国单位大全》发信，寄宣传页。

自然码渐渐做出了点儿名气，开始花1000多元在《计算机世界》打八分之一的广告，效果很好。周志农最早想出的促销方法是开小型的展示会，用户压身份证、工作证，可以将软件拿回去免费试用。

有了一点儿收入，周志农就雇了七八个半兼职的人每天跑出去，到大单位给人演示自然码，用户有兴趣，就留下试用版，过一阶段再联系。此时，周志农的实体一个月有4万元多收入，但不敢积累，因为，此时挂靠的国营单位开始不景气，钱取出来越来越困难。

当时，周志农是想注册一个公司，但由于社会经验少，关系都不知道，看了办公司的条例，里面要求要有那么多注册资金，那么多注册成员，成员里面还要有很多个有职称的，还要有专职会计，周志农吓蒙了。促使周志农下决心办公司，是从新加坡参加计算机展览会回来。在新加坡周志农找到了初步的自信。新加坡有个商人愿意出钱开公司，让周志农进去做，周志农不愿意将自然码变成新加坡的产品，然后，自己去享受一个股份。就在这个时候，周志农碰到了超想的合伙人。集成环境”是职务发明为理由起诉了长城商务促销中心。而周志农也同时起诉了超想公司，要求拥有超想公司的股份和财产权，认为自己和超想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所以，不存在职务发明问题。

因为开办公司时在工商部门保存的原始凭证中，超想是中关村联社的产权，法院认定周志农等三人是从联社承包了超想，周志农仅仅是承包人之一。既然是承包人，周志农要求的股份权和产品权就不能被支持。周志农在后来的诉讼中据理力争，既然法院认定与超想公司是承包与被承包的关系，那么也仍然不是雇佣关系。所以，“自然码ForWin”及“自然码中文集成环境”不能简单地认定是职务发明。

尽管打官司很费时间，但“这场官司不打不行，如果不争，我就有可能失去自然码著作权的ForWindows部分。”周志农认为自己没有“自然码ForWin”的著作权，就失去了立身之本。

向朱崇君学习

周志农和朱崇君私交很好。周志农和别人合作超想失败了，朱崇君自始至终独立做CCED，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不同的路，不同的结果，周志农认为自己和朱崇君的区别在于朱崇君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他在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对社会上的事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人会有很多想法。“总是觉得，我帮助你，你就帮助我，大家一起好。”而“朱崇君拒绝合作，所以，他没有走错路，虽然慢，但是可以慢慢往上爬，不会倒掉。”

中关村里不乏和周志农同病相怜的人，王志东、寥恒毅、吴晓军等人的遭遇让周志农深深地感到，“程序员和经理人的合作要靠机遇，投资者或者合作者选择得好，成功的机会就比较高，选择得不好，有可能快到成功的时候，就被排挤掉了。”

周志农不想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或者机遇。他认定自己不能再仅仅做为一个技术人员和别人合作，虽然，以技术身份和别人合作很容易找到合作伙伴，“但那样的话，还会带来重复的问题。”

“超想的合作是模糊的，我自身的价值到底是多少，我自己都不太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别人也很难承诺到底给多少股份。”而“今后再找人合作就比较谨慎，不是一谈就行了，什么都不考虑，什么要求都没有。”

要以公司的名义合作，以公司的名义接受投资，没有一定的实力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开始的时候就必须自己先打基础，这和鲍岳桥他们先将联众做起来，然后再卖掉是一个道理。

经过超想这么多事，周志农对于合作办公司得出的经验是：

一，要和别人合作，但不能过分依赖别人，在合作中，要看清自己的实力和自己所保留的东西。“在超想，我不是说没有保留。但公司后来发展太快了，我就控制不住了，产品每个月产量那么大，我不可能都自己一个人在家做。开发也不是我一个人完全就能做得了的，必须要和别人合作。”

二，合作双方对产品方向的意见要基本一致，如果分歧比较大，最好一开始就不要一起做，因为，“越做矛盾越多”。

三，事先将能想到的容易出现分歧的地方，尽早定下来，不要等到分歧已经出现再去辩论。

四，技术人员最好能当一把手。“中关村技术人员的权力普遍太弱，完全被经营者控制，使得技术上面的发展是一个扭曲的发展。”

开公司为什么

周志农出道很早，其编程水平备受雷军推崇，雷军说他到中关村遇到的第一个名人就是周志农。经过再多的苦，周志农也要将公司办下去。周志农1986年从研究所出来，一直没进大公司，不是因为他是特别有野心的人，一定要做到何种境地。在外人看来，周志农一定受过了很多挫折，但他说，他好像没有遇到过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周志农所指的大不了的困难竟然是，“好像还没有遇到吃不上饭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象，我必须要坐汽车，如果没有汽车，我就活不下去。”

周志农在物质上要求不高，但他无法忍受和自己的上司谈产品定位的时候，“他的不对，我的对，但他又不听我的，非要我按照他本来就做不成功的思路做到底。我不甘心。如果按照我的想法，会做得更好。”

仅仅因为这个不甘心，让周志农在办公司的道路上苦苦探索了十多年，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不甘心。

在周志农看来，人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就会感觉到很高兴，如果在一个大公司，想法老得不到实现，老是被抑制，那么，即使物质待遇再优厚，也依然是痛苦的。周志农称，这是小公司永远会汇集大批优秀人才的原因。

程序员为什么容易受伤

中关村里程序员委屈最多，朱崇君将原因归结为，“技术人员斗不过经营人员”。这种解释是表面现象。

中关村受伤的总是程序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关村尚处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之中，决定公司大小、企业成败的主要是资本，不是知识。

所以，倪光南不再担当联想总工，不妨碍联想成为电子百强之首，营业额到达169个亿；所以，王缉志离开四通，四通也没有为之倒掉；所以，中关村最深刻的理论是“贸、工、技”，所以，中关村最响亮的口号是“与狼共舞”。

中关村的世界是总裁的世界，不是总工的世界，如果非要争夺“世界霸权”，当然，会受伤。这是经济模式使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更不是人品的问题。也许真的到了知识经济那一天，中关村的程序员们才会坚强起来。

怎样的程序员能够办公司

以周志农这么多年程序员做公司的经验，他认为，程序员办公司必须实现一次又一次的飞跃才行。“一个程序员把程序写得很好，一直很踏实地去做，那么，一直做下去了，就是一个好程序员。程序员要开公司，必须要有一个跳跃，但每一次跳跃都是痛苦的，因为你面临着要放弃现有的工作，去干一个相对来说更新的工作。新工作，是不是能够做好，是不是能胜任，程序员自己心里不见得很有把握，或者你很有把握，别人是不是一定会认可你能做到，也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如果一个程序员总在抱怨“有时间，有能力，但可做的事情都让别人做完了，没有什么可做了”，那么，周志农认为这样的程序员做不了公司。

周志农称自己办公司的悲哀是，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完，本来可以请人做的事，因为公司没有实力，全要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做，没有那么多时间。尽管公司的实力不够，周志农还是很聪明地请到了王磊和何公道、李振欣等友情参与了自然码6.0的编程。周志农说：“这部分是技术合作，技术上的合作争议是比较小的，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做多少事情，得多少报酬。”

来源：liurendo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