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受倡导的文明原本是一个统一体，很难只单单采用它的科学文明技术。”日本正是抱着这样一种认识进行“明治维新”，可谓“全盘西化”。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公开说：“中国古典文化在日本更加广为流传”，而日本本民族的文明也可见于大街小巷。看来，日本迄今并未“全盘西化”，而是汉化、西化恰到好处！
“改革开放”是一个现代词。其实历史上的“汉化”与“胡化”，换言之就是改革开放。各民族都有所长有所短，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汉族也向少数民族学习，这在历史上是常见的事，不改革开放才不正常。然而，双方实际上的交流与学习要困难得多。
儒家热衷于“华夷之辨”，要放下面子虚心向少数民族学点东西十分不易。汉服峨冠博带坐轿子显得高贵，可是骑马就成问题了。钱穆说汉服一上马就露膝盖，就要受冻，到北方根本吃不消。所以，战国时赵武灵王引进胡服遭受强烈反对。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说：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
说了一通大道理，扣了一堆大帽子，没一点实质性东西。赵武灵王倒是有耐心，开导诸臣说：“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他坚定实行胡服骑射改革，提高军队战斗力，成功抵御北方威胁。可是直到南宋，朱熹还批评“今上（皇帝）领衫与靴皆胡服”，主张“要辨得华夷”。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复原图
汉文化曾经长期在东亚遥遥领先，这是显而易见的。游牧民族“汉化”，一方面是发展强大的必由之路，因为汉族文化总体先进一两千年；另一方面则是发展强大之后的生存之道。
比如蒙古，《哈佛中国史》说：“他们所处的草原比中国中南部的稻田更易于蒙古骑兵策马驰骋。相较于易受攻击的中亚诸国，南宋幅员辽阔，因此仅靠杀戮和暴力是无法征服南宋的。”汉人幕僚便建议蒙古人以结束宋、金分裂局面为功，一统中国，国名汉化为“大元”，还创编全国性的地方志书《大元一统志》。又如女真，《哈佛中国史》说：“北宋的北方领土于 1127 年落入金的手中后，区区百万女真人成了掌握权力的少数民族。除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向其周围大约 2000 万汉人臣民妥协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但少数民族要学习汉族也是阻力重重。鲜卑拓跋部曾与曹操友好。261 年，首领拓跋力微派遣拓跋沙漠汗到魏国进贡，魏国将拓跋沙漠汗留下作为人质。后来，代魏的晋武帝司马炎好心让沙漠汗回去，酋长们高高兴兴入塞迎接。没想到物是人非，沙漠汗不知不觉已汉化，这引起酋长们担心：“太子说话穿衣都不一样了，将来作大酋长，肯定要改变我们的传统，怎么办？”商量结果是把沙漠汗就地杀了，鲜卑族第一次汉化就这样夭折。
北魏重臣崔浩因为在修国史的过程中毫不避讳，得罪鲜卑贵族被诛九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魏 386 年开国，398 年把都城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创始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
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重用汉族谋臣崔浩，明确宣布：“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可是崔浩按汉族世家传统整理北魏氏族，并按史家“秉笔直书”原则续修北魏国史时，鲜卑贵族就受不了了，纷纷指责他暴扬“国恶”，以致他本人被杀不算，同族远近都受连坐，汉化又一次失败。
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上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通过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直到开国近百年的孝文帝（471—499年在位）时期官吏还没工资，得依赖贪污、掠夺和皇帝随意奖赏养家糊口。随着政权稳定，战事减少，掠夺的机会也少，问题越来越突出。
冯太后与孝文帝
冯太后主导的“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俸禄制，在原来户调之外每户增调 3 匹、谷 2.9 斛，内外百官以品级高低定俸禄等次。从此，再贪绢一匹即处以死刑，这立竿见影，官风民风大为好转。
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东汉以后，户籍分为士族与庶民。庶民要向官府缴纳 60% 的租税，士族与荫户可以不缴。问题是还有人冒充荫户，租税流失严重。于是北魏颁布“均田令”，不论官民，平摊赋税。此令限制了土地兼并，让自耕农比较稳定地占有土地。国学大师钱穆评论：“此乃魏孝文帝根据中国读书人而改革经济制度，故寓独特的历史文化精神，与西洋不同。”均田令历经北齐、北周到隋唐，实行约 300 年。
北魏虽然是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却对中华文明贡献不小。迄今有益的，除前文所说云冈石窟，还有“魏碑”书法等。黄仁宇说：“出人意料，对重造中国帝制体系最有实质性贡献的，却是所谓的胡人夷人。”黄仁宇这话指的主要就是鲜卑人，并主要指冯太后主导的两大改革成果：
485 年之均田令，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划时代的里程碑，以后只有详细数目字的出入，其原则经后继各朝代所抄袭，下及隋唐，施行迄至 8 世纪下半期，连亘约三百年。同时北魏的民兵称为府兵制者，也成为以后各朝类似组织的初创规模。
黄仁宇，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
北魏建国后，利用宗主管理地方。宗主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建国 100 年（486 年）之际，创建“三长制”，5 家为邻，设一邻长；5 邻为里，设一里长；5 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制与均田制相辅而行。从此，中央政府的管理到达基层。后来，三长制成为北齐﹑隋﹑唐时期乡里组织。黄仁宇说，孝文帝拓跋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
孝文帝改革还取决于一个特殊因素：冯太后本身是汉族。冯太后去世之后，拓跋宏仍然不遗余力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北魏开国之初将都城南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已经很接近中原了，可他觉得不够，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再南迁到洛阳，与汉族“零距离”。
光有“硬件”不够，还得有“软件”，拓跋宏紧接着全面摒弃鲜卑旧俗，照搬照套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如禁止鲜卑贵族、官员及家属着胡服，改穿汉服；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改说汉语；将鲜卑族姓氏改为汉族姓氏；采用汉族官制、律令；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等等。
孝文帝迁都洛阳
此外，“五胡”政权除了割据纷争、不种程度上汉化之外，还要争“中国”之正统。十六国时期汉（前赵）开国皇帝匈奴人刘渊就公然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自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他们居然也会“文斗”了！会利用“天命靡常”的儒家理论，跟他们的前辈判若两人。孝文帝拓跋宏明确北魏继承的是晋，并问大臣：“你们希望朕远追商、周呢，还是想让朕连汉、晋都不如？”他们不认为自己只代表某一族，而直接以中华正统自居，比流亡的东晋更能代表中国。
这是一种崭新的趋势，方兴未艾，千余年后至清至高潮。五胡十六国时期，氐族建立的前秦是第一个统一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他们知道中原“民心思晋”，便努力汉化，要求官吏“学通一经，才成一艺”，恢复太学，等等。不过，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指出：“前秦在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其实没有作出融合的措施……”结果，淝水之战后，原先归附前秦的其他民族纷纷反叛，北方重陷分裂。
正是吸取前秦的经验教训，北魏全面汉化，力争鲜卑民族与汉族一体化。然而，孝文帝连儒家的糟粕也生吞活剥！冯太后临终时特地吩咐自己下葬后儿孙即脱去丧服，不必拘泥古礼。拓跋宏却说：“中古时未实行守孝三年制度，是因为君主更换太频繁。皇太后那样说，是担心我们误了国家大事。如今朕不敢荒废朝政，只打算继续穿着丧服上朝。”拓跋宏还将正在被历史抛弃的汉族士大夫门第制度强行搬到鲜卑社会，生硬地制造出新的门第：第一等门第，三世中出过三个“三公”……第六等门第，三世中出过侍郎。汉人都不得不弃之如敝履的东西，他也要捡去当宝贝。
北魏六镇之乱让北魏土崩瓦解
499 年，拓跋宏去世，太子元恪继位，即宣武帝。元恪一上任就忙于扩建新都洛阳，再忙南伐，等他注意力从外部转向内部时，才发现民众强烈不满。北部六镇聚集了大批军功赫赫的人才，但由于用人只讲门第，他们升迁无望，又不适应汉族语言与习俗，纷纷反叛。奉命平叛的大将元颢是拓跋弘之孙、元宏之侄，根正苗红，他自己却叛逃，并在南梁支持下称帝，反戈一击，敲响北魏的丧钟。孝文中兴有巨大成功，但由于未能继续深化改革，超越中兴，也变成回光返照的代名词。芬纳在《统治史》中评论：
北魏王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游牧部落彻底、快速接受华夏文明的经典例证。到公元 534 年北魏王朝终结之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汉族国家。事实上，这也是它垮台的原因。
类似的，随后还有“金以儒亡”，即史家认为金朝也因为汉化而亡。后人以北魏、金国等为鉴，但没能奏效。台湾中国古代史研究学者劳干指出：
清代皇帝（尤其是乾隆）误会了北魏汉化而亡，尽量地保存满洲人的满洲特质，后来特质并未能保存下去，可是满汉的界限却是造成清朝亡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就有如前秦了。既要统治汉人，又不能搞好民族和睦，怎么可能长治久安？前秦因汉化不足而亡，北魏汉化过头也亡，为什么？
日本首相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在《激荡的百年史》——记录日本明治维新以来 100 年间的简明历史中提出：“受倡导的文明原本是一个统一体，很难只单单采用它的科学文明技术。”日本正是抱着这样一种认识进行“明治维新”，可谓“全盘西化”。可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流行说“看唐朝要去日本”。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公开说：“中国古典文化在日本更加广为流传”，而日本本民族的文明也可见于大街小巷。看来，日本迄今并未“全盘西化”，而是汉化、西化恰到好处！
对外开放，向外学习，本意是作宏观意义上的数学加法，争取达到 1+1 ＞ 1的效果。拓跋宏将自己本族文明不分好歹连姓氏、语言等根底全部摒弃，而将儒家文明不分好歹拿来，结果变成以儒家文明取代鲜卑文明，实质是作减法了：1-1 ＜ 1。而日本为确保 1+1 ＞ 1 之功，实际上作了 1+2 的努力，即本土文明 + 中华文明 + 西方文明。
汉化也好，胡化也罢，首先要力争 1+1 ＞ 1，而避免 1-1 ＜1。这是个关乎国运的大问题。孝文中兴留给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对于我们今天来说，“+1”还是“-1”仍是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冯敏飞 著 华夏出版社 2019年10月
《历史的季节：读史当明势》对中国14个长寿王朝建国70年历史节点进行切片式分析，读史明势是这种历史长镜头、纵向切片式观察分析中国历史的自然结论。
作者冯敏飞对历史复杂性的冷峻思考、对中国古代政治兴衰和传统文化积弊的慎思与明辨才妙趣横生而又发人深省，在玑珠妙语和另辟蹊径中感悟历史的沧桑与魅力：孔子的笼子从1.0版到4.0版，强而无韧的秦王朝，隐士之多与少，武则天那无字碑该补何字？“妇人之仁”与“明主之仁”，皇帝被后儒越宠越坏了，史上的“贸易战”等等，遍地金瓯，蕴藉风流。
来源：华夏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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