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 西域通略：地理志一，甘英路线图及西史诸伪迹（初稿）

备份，原文在**已发（2019-12-07，老周来了）

另外本篇中关于乌弋山离的论述，在后来文章的分析中有进一步的分析和证据收集（分别于 2019-12-21 和 2020-10-03 发布），对本初稿中的一点纰漏进行了修正：

西域通略：地理志一续，甘英路线里数等相关问题之补充说明（其六）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k1MTAwMQ==&mid=2651532113&idx=2&sn=fa0b380209a29de014d41678d39dc0c9

【伪绝书】西域通略：地理志一续二，《汉书》中的乌弋、山离新证及甘英路线优化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Tk1MTAwMQ==&mid=2651534013&idx=1&sn=c742c2ae3431198c830cab246b1aa77e

一、历史谜题与解题思路

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穷临西海”，最远到达条支。

然而史书虽有所载，却显得模糊不清，以至多年来，关于甘英路线，及他所到达的条支究竟在哪，几乎成了一个谜。史学界争论不休[参1-5,25,26]，比如条支及其所临西海，有说波斯湾的，有说叙利亚地中海的，还有少部分说阿拉伯半岛的——大抵来说，还是“波斯湾说”占主流，也是网络百科等作为通识介绍给大众的说辞[参9]。而甘英路线，甚至是走的南道还是北道，都意见不一[参6-8,27]。这中间当然也是少不了西方伪史的持续干扰。

在中国史书中，明确记载中国人到达过条支的，就只有甘英的记录，而甘英也无其他记录，生卒年月均不详。故欲知条支确切地点，就需要搞清楚甘英路线，而想搞清楚甘英路线，却又不能不知道条支的地点——于是，这两个问题，就几乎成了“死锁”状态！无解？！

其中又涉及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等地名，看起来真是一团浆糊了。虽说这几个地名大概范围是已经比较明确了，但要从这里直接跳到“条支”，地图范围那么大，往哪里搜？

即便是这些地名，一些记录看起来也让人犯迷糊，比如，《汉书》中这两条：

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

——《汉书》西域传

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

——《后汉书》西域传

这就奇怪了，您一方面说“安息东与乌弋山离接”，也就是说安息在乌弋山离西面，然后又说“至乌弋山离，转北而东得安息”，那你安息到底是在乌弋东面还是西面啊？而且《后汉书》又成了“南与乌弋山离接”？

即便说安息是在西、北、东三个面包围着乌弋山离，但安息最多“临妫（guī）水”，也就是其东界最多到阿姆河西南岸，再往东就是大月氏和大夏的地盘了，怎么说也做不到从东面包围乌弋山离啊？而且又为什么要搞出一个“转北而东”的动作呢？既然西面就是安息，直接往西，哪怕往北，不就到了么？何必多此一举？

“南道极矣”又作何解？是到海边了吗？那又为什么不明说到海了？

这些疑问，也就给了西方伪史腾挪辗转的空间。

一开始，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拿着地图和文献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反复比对，也不得要领……

直到我打开这个：

谷歌地图公路交通网，还没看明白的同学等我下面分析

这就让我想到了此问题的一个解法——我何不沿着公路线走走看？

其实公路网已经揭示了答案，公路都不能通的地方，往往人烟稀少甚至就是死亡沙漠或悬崖绝壁，正常人都不会往那里闯，更何况甘英等人是带着外交使命出发的。

我在前文<序言：如何读通西域史>中说“西海”问题时就说过，现代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问题是用现代人拿着地球仪的上帝视角、去想当然的揣测古人，而不能使用古人的视角，去回到“历史的现场”。这其中就会有大量的细节被忽视掉，所谓“都在细节里”，忽略或丢失了这些细节，要解出甘英和条支的问题，便永远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当然以前学者囿于手段，又不可能实际去跑一趟，当时也没有今天这么规范的交通线，那么多条可能线索，全都去试一遍，成本将高到离谱。不过也确实有一部分历史学工作者，因文科偏科等原因，对数字和逻辑不敏感，比较容易陷入对历史的各种想象和发挥，不然，西方伪史也不至于猖狂到今日如此之地步。

而得益于今天强大的信息技术，如谷歌地图这样的地球软件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细节数据，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低成本手段，去用古人的视角观察和思考，再加上互联网上各地地理的丰富信息乃至实地照片，更为我们进一步印证提供了更广泛更便捷的资料源。

此时再结合对文献史料的解读，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当然，虽说是低成本，但为了避免取点太少导致估算距离比实际距离大的问题，求得结果尽可能精确，我也真是一格一格爬格子，一个山口一个山口的走过来的，花费了我好些天的时间呢。

总体上沿着公路网的黄色指引线，找一条能通向可能最终目的地的路。实际走下来就发现，其实经常就是要么沿着山谷、要么沿着河道在走，或者常常两者兼具——所以，什么是“道”、特别是史料文献中地理上的“道”，比如“南道极矣”，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多少能猜到一点了？

但是有几点，我不会完全沿着黄线走：

a. 盘山公路，山不太高且坡度不太陡，预估人或马能走通，可能就直接走了，这样倒可省点路程，虽然不多，否则就不得不绕着走了。

b. 穿过荒漠地区，需在前进道路上找村落城市，故我标记了大量村落、城镇、绿洲，以及若干湖沼或地下水区域（拉远后就不现实了，不得不标记出来）。

c. 大面积的无人区是一定要避免的，即便有些公路穿过去了，但对汽车一天的路程，人走马行可能十几天都走不完。这可能导致看上去又有些绕。

d. 平原地区，公路可能要照顾城镇之间的交通联络，但城镇在古代未必是现在这个布局，所以有时候我就选择跳过一些弯路走直线了，当然中间还是会兼顾落脚点问题的。

e. 因一些人类活动如水利工程、水库、隧道等，已无从知晓古时状态，为尽可能确保都是有事实依据支撑的可行路线，会选择绕点路，不过软件放太大有时候也看不清，我也不能100%保证都避开了哈。

另外，为方便推算，不妨先“假定”条支的位置，其实无非就那三个，另外加上一个程碧波最新文章中提到的 Pozm Tiyab，就在“著名”的“恰赫巴哈尔港”：

程碧波：纹明，从旧地图与中国古文献研究大秦（1.0版）

但我不得不说，那篇文章的基本分析方法，我是不认同的，当然也包括这个“恰赫巴哈尔港即条支”的结论。但文中提到的几个信息还是有价值的，既然找到了这个 Pozm Tiyab 或 Tis，看起来有若干吻合的特征，我们自然也就要一视同仁一并放进来看一看。

不过今天这篇只分析甘英路线方面的合理性，至于条支的详细分析，语在条支传（下一篇）。

下面先把《后汉书》中原文贴出来，然后进入各路段的逐一分析：

自于阗经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

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

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

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

——《后汉书》西域传

汉使皆自乌弋还，莫能通条支者。甘英逾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临大海，欲渡。

——[东晋]袁宏《后汉纪》孝殇皇帝纪第十五

此即甘英路线的关键行程，到安息后再回程就轻车熟路了，这段后面也会一并分析，作为参照。

现代城市名用橙色标签，可能会顺便标记下古名称；

古代地名、国名用大红色标签；

村庄、绿洲统一用绿色“丁”字签，取“人丁”之意，又有“钉”的形象，字形简单不易混淆，部分绿洲或村庄群用透明绿色多边形填充，少数坐标不准我也基本注意了，当然难免有漏网之鱼哈，另外拉近后有些谷歌地图没有标出的，我看到有人迹村镇也会打上；

无人区（部分关键区域）用透明红色多边形标记；

残留湖沼或地下水（部分关键区域）用透明淡蓝色多边形标记。

二、第一段路程：南道，涉悬度，皮山-乌弋

不废话，直接上图：

橙色的几条，都属于很明确的线路，大宛-大月氏、翻越葱岭（帕米尔）至大夏等，我就大概描了下，不赘述。甘英当是从当时班超的治所，龟兹它乾城出发，先至皮山一带，再进山翻越悬度（又名县度或沙度，一般认为是兴都库什音译，此处指克什米尔西北部印度河上游河谷地带）。

也就是亮蓝色这条线。

当然按原文记载，他们似乎应该是从西夜或者莎车南面一带进的山口，但我选择了更往北一点的英吉沙、阿克陶拐进山口，可能略有绕路，主要是要依靠公路黄线指引，而且通公路的地方，实际上更好走一点，特别北坡这一段要平坦开阔很多，且最高点相对海拔也低一些，真正要穿过雪线以上区域的距离并不是特别长。

而其他通道，我试着看了几条（眼都盯瞎），到最后似乎都面临难以翻越的绝壁陡坡的困境，要么就可能要穿约大面积雪线部分，或在峡谷里绕肠子，似乎并不经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帮忙找找。

饶是如此，也还是比较难走的，有时候我鼠标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点。这时候我是真佩服这些古人。山顶雪线区域的低海拔山谷里，也散布着不少村庄甚至市镇，我用丁字签标了几个。

这段路程本身没有什么悬念（虽然是悬度），但却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是皮山、还是罽宾（白沙瓦）、抑或乌弋，都是高度确定的点，而不像其他很多都是面，这对于我们确定“里数”，就非常有用了。

经测，这段路程长度为1639公里——后面我就不传图直接报里数了，回头我把数据文件上传到 github 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下了看，也可修改后提交 repo 共享。谢谢。

可以确定这一段是步行，则回顾上篇<序言：如何读通西域史？>中我们确定的里数，步行为26.5公里/日[参10]，则可算得甘英一行这一段大约需耗时1639÷26.5=61.85日——这就跟史书记载的“六十余日”高度一致了！所以我当时就说，中国古人在数据统计和记载上都是尽可能精确的，绝不是夏德等人妄自揣测（甚至有点贬低）的所谓“视距里”。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这告诉我们要开始对中国文献中记载的日程、里数高度重视起来，这将会成为我们解开这个“甘英-条支”问题的关键。不要再相信那些什么“中国文化不求精确不求甚解”的鬼话了。

相信聪明的朋友应该已经领悟了，关键就在那两句：“复西南马行百余日”和“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上了。

此外，这段路程多少也反映了古人身体素质，恐怕是远较今天要好的，毕竟，“学大汉武立国”嘛

三、回程一段：北道，安息-大月氏

再回头先看最后回程这段。为什么先看这段呢？毕竟这段属于成熟线路，比较确定，也可拿来做个参照。

先看原文：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於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

——《史记》大宛列传

大月氏国，治监氏城… 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

——《汉书》西域传

大月氏国，居蓝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

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

——《后汉书》西域传

大月氏在《史记》中还是南与大夏接，到《汉书》中已经南接罽宾，因为这段时间大月氏做了一个动作——把大夏给肢解了，分了五翕侯，到东汉（后汉）时五翕侯之一的贵霜，逆袭成功，把大月氏统治者给干下去了，自己建了个贵霜国，更把王都搬到了原来大夏的都城蓝氏城。只不过汉朝还是称其为大月氏，就好比今天俄罗斯还称中国为契丹呢。

大月氏本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活动范围本来就大，再加上吞并的大夏地盘，而监氏城或蓝氏城具体地点目前说到底都只是推测，同样大宛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所以要搞清楚具体路线就比较困难了，也就只能大概推算下。

前图已经标出了大宛-大月氏的线路，测得为875公里，有些地方描得粗了点，否则大约还能再多出个十几公里。按汉里417米，可得857÷0.417=2098汉里，便又可见“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的记载，依然是基本准确的。根据具体起点和终点不同和路程曲直，长度变化，所以只能是约数。

再看大月氏-安息，下面大红色线路：

同样因为无法确知安息的王都在今天具体何处，以及从大月氏出发的起点，我们不妨选取上面说的“东界去王都数千里”，且暂取德黑兰为终点做参考。

测得里程为1368公里，相当于1368÷0.417=3280.58汉里，则“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之说，吻合。同时，文献明确记载行程为“四十九日”，精确到个位数，连“约、余”都不用了。则可算得1368÷49=27.92公里/日。

这比26.5公里/日还是要多一点，一则这条线途经地势比较平坦好走，再则起点未必是其东界（何况东界最多也只到线，还是不能确定点），终点也未必是德黑兰，比如塞姆南（Semnan）或里海边的萨里（Sari）我看就都很有可能。光汉朝三本史书里记载就至少迁了一次都（查韵书未见古音一致之可能），而目前主流也认为伊朗经常迁都[参11]，这点倒是一致的。

结合我在<山河文明>一篇中用过的伊朗人口分布图或降雨分布图，便知伊朗最核心区域确实就在这一带，总体呈现为一个歪倒的“人”字形。

而当你“真正实际走过以后”，你才更能理解司马迁那句，“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的评语。

数据再次的高度一致，让我们对中国史书的记载，更有信心了。

四、第二段路：南道，乌弋与山离

再接着看甘英去程走的南道。前面我把“涉悬度”那段的终点，也就是乌弋，定在了喀布尔，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怎么确定是喀布尔呢？难道不能是阿富汗的其他地方？这就要看对地望的描述了，并且我们把非常确定的罽宾拿来一起参考：

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秅国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

罽宾地平，温和，有目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酒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虏魄、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

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

乌戈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子。

——《汉书》西域传

一是地形，都是很平坦的，此外，都是大国。大国的标准，首先就是人口多，比如大夏，就“可有百余万”（史记），而人口多就需要耕地多，就需要较大面积的平原、盆地。

而且，都是“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应该指边界，因为乌弋有一条从北边大夏过来的通道会近点），两者距离一样，说明离得很近。

这其实又跟<山河文明>一篇所说山间盆地（乌弋）或山前平原（罽宾）的情况一样，也即中国关中盆地、河东盆地（运城、临汾）、伊洛盆地等情况非常类似了。

对于乌弋来说，喀布尔及其北面恰里卡尔以及东面贾拉拉巴德所在的盆地群，有多条河道的交汇之地，就构成了其成为“大国”的农业物质基础，此外周边星布着山谷村庄，也可耕作。不过由于山脉挡住了很多印度洋季风，只有开伯尔比较开阔的山口还能透些湿气进来，虽然喀布尔年平均气温较白沙瓦低，但降水更少，更多靠河流，且河毕竟没有白沙瓦一带为大，周围群山莽莽，所以相较于罽宾的“地平温和，地下湿”，乌弋就只能是“地暑热莽平”，古人文章，真是字字精炼。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乌弋产桃拔、狮子、犀牛，桃拔应该是一种接近于鹿或羚羊的动物，而印度本身就产狮子、犀牛，现均已接近绝种，说明古代其分布范围远比今天大得多，就像中国先秦时期也有大量象尊、犀尊、貘尊等青铜器物，而考古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反映了2000多年来环境的一些变化、物种灭绝特别是动物灭绝的情况，主要应该还是与人类的活动有关。所以我们在考察地望的时候，需要把这点也考虑进去。

而整个阿富汗北部地区，几乎再也找不到另一块像喀布尔条件这么好的区域了，即便南边的加兹尼、坎大哈也要差一些，而且那些毕竟都不算在最好的交通要冲。再加上“乌弋山离国…东与罽宾接”（汉书）这个比较明确的相对方位，基本就只能确定在喀布尔一带了。

当然，这一带只算是乌弋的核心地区，王都所在。

这就要说说阿富汗这一代的地形了。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阿富汗北部，即兴都库什山脉主体部分，其实是个“蛋”形，以喀布尔为蛋尖端及中心地带，辐射出多条河流，河流又有支流，支流又有溪流，如同一个树状毛细血管网络，将整个地区切割得支离破碎。大量村庄散布于河谷网络中，如同一个布满了裂纹的蛋壳，村庄星布于裂缝中，他处则多为光秃山体。

出山区，进入周边平原，则多是极度干旱的荒漠，其中更有许多无人区，所以阿富汗的农业，就是山区农业——这恰好又印证了我前文<山河文明>中提出的理论，即文明孕育于山区，出生和发育于山间盆地或山前平原。尤其是这种热带、副热带高压下的平原荒漠，蒸发量大，水大则涝，水小则旱，还有土壤盐碱化的问题，根本不适合发展农业。而山区因为山体的遮阴和不规则形状的土石夜间还能起点凝水的作用，不至于彻底旱死，高地又可以躲避洪水，还能依托山势修筑低成本工事防备野兽和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