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姐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本文为地平线“为你写一个故事”原创第⑦篇

“第一次？好像是14岁吧。我没有高潮——从来都没有过高潮。”无论有没有镜头对准自己，花姐都打心眼里认为：“第一次”没那么重要。

打量眼前这个正处于荷尔蒙旺盛期的胖男孩——一个自称来自一家做亚文化自媒体的摄影师，她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接受对方的采拍。似乎，对方也没想好拍她的主题。反正，他对她充满了好奇。

几个月前，他们在北京工体的一家夜店里相逢。当时，她的前男友正好在那家店里做嘻哈音乐。年轻的摄影师要了她的微信。加上她后，可以看见她每个深夜在朋友圈里，发着那些引人遐想的自拍照。为此，他有时会冲她调侃——“还我绿色朋友圈”。他司空见惯地将这些经常夜不归宿，出没于鼓楼、工体与三里屯一带的“花蝴蝶”们，称作新一代的“亚文化女青年”。不过凭着直觉，他还是判断20出头的花姐绝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青年。

“我叫王静怡。你们可以叫我——花花姐，因为我胸前纹了两朵花。”拍摄的暗房犹如地窖般清冷。花姐深褐色的眼影衬托着她的双眼像戴了美瞳，而她的那张粉脸与室外未化的雪迹一样煞白。这一次的拍摄是在今年二月份，她刚做完鼻子整容与下巴脂肪填充不久。

没想到，这成了这家自媒体两个月后，提出再拍她一次的理由——他们想让她说说，她为什么整容。

一

如今算一算，应该是北京举办奥运会那年，花姐在她的罗曼蒂克史上开了头。她把初夜交给了混迹于南锣鼓巷的一支摇滚乐队里的歌手。完事后，他没留下让她印象深刻的支言片语。

今天如有朋友问起，花姐也只是淡淡地喝着小酒，淡淡地回应，当时，那男人已30多岁。但是他将她带入到北京的摇滚圈。直到现在，他们偶尔还会在微信上聊上几句。

花姐不是那个圈里俗称的“果儿”。“我不是见到哪个贝斯手长得帅就上。”她说，她真正沉迷的是音乐，而且是那种令人狂躁不安的音乐。

“过去是迷摇滚。上大学后，是迷hip-hop。”她想，这没准是随她的爸妈。他们年轻谈恋爱那会，经常骑车赶去工体，去看黑豹乐队的演出。

说起爸妈，她用了一个词形容——“表里不一”。妈妈平时在幼儿园是上下公认的好老师，但在家里——她不说。至于爸爸——“外表上看去，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会计师。其实心里狂野不羁。”她相信，她骨子里躁动的基因完全来自于父亲。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纹两朵花吗？”她敞开黑裙领子，屋顶射下的光芒说不出的晕黄，晕染着她锁骨两边的玫瑰说不出的玩味。“我爸曾对我说过，如果我爷爷在世时不管他，他准会在肩上纹两颗星星。”为此，她才纹了这两朵花——“女孩子纹星星总不太好看嘛。”举手投足间，花姐右臂上方一只三十年代样式的八音盒纹身分外醒目，点睛之笔竟又是一朵玫瑰花。

花姐记得清清楚楚，升高中的前一天，爸爸从菜市场回来，嚷着中午要吃鱼。午饭过后，他回里屋躺着去了。不一会儿，她和妈妈便听见卧室传来一阵一阵吃力的喘气声，再看见的是爸爸紫胀扭曲的脸。当晚，家里的亲属都赶来她家。妈妈从医院打来电话：你爸走了。

“走了？走哪儿去了？”她还在浑浑噩噩地问。突然间，脑子炸开了花，她醒悟过来：“走了”就是再也回不来了。

父亲走了以后，她跟着彻底离开了家——“我是被撵出来了。”她强调，她妈非说是她克死了她爸。说到这些，花姐的眼底光影流动，脸上却挂着职业化的笑容。

二

16岁起，在外独自生存的花姐，经历听上去并不那么可信。她说，她在同学家与朋友家辗转流离——“住得时间长点的，不到半年吧。”妈妈在姥姥姥爷家留下生活费，每年以压岁钱的方式变相地转给她。那些年，这倒成了母女间一种奇怪的纽带。

16岁，花姐第一次经历了真正的恋爱。那是一个拉拉，一个与她同校不同班的中美混血儿。“她起劲地关心我，当然也是她先看上我。”慢慢地，花姐接受了这段百合恋。她强烈感到，爸爸的离世，在她的内心扎下一个始终填不满的洞。她渴望有人帮她填补。直到高三时，拉拉要回美国，不得不与她分手。

失恋的滋味原来如同荒草蔓延，一个劲地在她的空洞处疯长。

花姐遏制不住，强压不来。可是寄居在别人家里，她也无法发疯。她说那段日子，她打开窗子，将书本物件一样一样地往外扔，再一样一样地捡回来。靠着这法子，她熬过参加高考，考取了与父亲相同的财会专业——这是母亲的意见。

上大学的头一天，花姐就后悔了，她根本不喜欢这门课。很快，她跳出校园的藩篱，重新投入社会。四顾茫茫的人海无异于一个嘈杂的音乐圈。她已习惯听到人们议论，贵圈很乱很复杂，可她从没觉得不好——“乱”的节拍符合她心理的节奏。

她做过音乐制作，也做过老师。说起当老师这事，花姐眉宇间崭露出骄傲之色。那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可以想像夏天里，她穿着吊带背心与热裤，裸露着纹身在讲坛上堂而皇之为学生们讲课时的情景。一次家长会上，一家长就指着她道，凭你这样还能教好学生？她底气十足地反击，就凭我王静怡能站在这儿，就证明我有能力教好你的孩子。数月后，她带着亲自辅导的这个学生参加北京朝阳区举办的英语作文比赛，学生获得了金奖。

学习，工作，花姐似乎从不犯愁，她只要稍微用点心便能上手。可她的罗曼蒂克之路却正相反，她走心也艰辛。大学其间，她被骗过。骗她的男人都说要与她认真交往，“第二天就翻脸。”她说，除了“大叔”。

“大叔”比花姐年长8岁，他们是在陌陌上认识。一开始，两人并没有“约”，只是互加了微信。有一天，她在对方朋友圈里点赞，马上收到他的问候：最近过得怎样？

“在朋友家打地铺。”她直言不讳地说，结果，“大叔”主动提出为她开房。

“他说他不是坏人，他已在微信上关注我一年了。”第二天，站在约好的五星级酒店门前，花姐第一次见到对方——那是一个戴着眼镜，留着小胡子，气质比较有范的电视台编导。自然，他们走进复式包房后发生的一切也没能出离她的预想。

但是事后，她始料不及的是，”大叔“问她——”你会不会跟我结婚？”

“我问他是不是骗我？他说，不是。”花姐想到了童年时，她曾无意对爸爸说起，她很喜欢电视广告里推出的一款娃娃。有一天，爸爸说，他会很晚回家。当晚，他回来时给她带回了那套玩具娃娃。其实那娃娃很贵，她只要有一个便满足。那天夜里，她躺在床上听见父母在隔壁房间里吵架。妈妈在质问爸爸，你不是说加班吗？你为什么瞒着我……

与“大叔”在一起的日子里，花姐企及重新拥有孩提时，从父亲那里得来的喜悦与满足。她会从对方每一贴心的小细节中，搜寻着父亲的身影。如果没有，她会抓狂地问对方，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两年后，“大叔”正式向她提出分手。临别时，他又送给一句让她想一想就要落泪的话：王静怡，你要找的是男朋友，不是爸爸。

三

花姐第三段正儿八经的爱情，也是通过某款“约会神器”。之前与之后遇到的“小插曲”，她统称为“伴”。

那人是嘻哈音乐圈里，小有名气的音乐人。我们姑且称他——“说唱歌手”。当日，对方的签名跳出约会软件上时，她便感到几分眼熟。还有那签名后缀的“太阳”符号，也让她过目不忘。他俩同居后，对方才告诉她，太阳象征了一种能量。他向往一种正面向上的生活，也希望能给她带来希望。

她说，这男人不同以往她认识的那些耍用伎俩的男人，当看到她发来的打着唇钉的照片时，他回复的第一句话是，哇！好酷！你也姓王？你莫不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两人第一次去看午夜场电影完，他老老实实地送她回家。顶多到家门口时，提出想与她多散一会步。

花姐的罗曼蒂克史又往前大踏了一步。他们迅速确定关系，迅速地带着彼此见自己的家长。饭桌上，当花姐向自己的妈坦白，这个男友比自己大13岁时，妈妈变得沉默不语。

“我要找年龄比我大的男人。”花姐粲然承认，她有恋父情结。而且同男友相处越久，她就越发感到他像她的家人。那里自然也有她父亲的气息——比如，他真心赞美她纹的两朵玫瑰花。

“纹身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要纹就要纹个有意义的，让它一辈子跟着你，不能是为了装逼耍酷。”花姐的右腿上侧还有一处纹身，那是一只蝴蝶结，代表了她的少女心不死。16岁，她已认定自己活得很“糙”，可她还是想看看这把钥匙能打开谁的锁。她说，追求爱情是人生而平等的权利。

“我在窘迫时纹了它们。时间过了很久，回过头来看，它们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它们对于我，就是一个记忆。”花姐说，说唱歌手也是如此。

今年过年，她跟谈婚论嫁的男友说，咱俩迟早要完，不如我先搬走。她几分庆幸的是，他们曾有过一孩子，两个月时莫名奇妙地流产了。从医院回到家后，两人闷头闷脑地各自哭泣。但那时，她已从她难以克制的情绪化中，大大小小的生活琐事引发的两人争吵中，预感这段情感的破灭。他们纠结要不要这个小生命。除了自己还小，男友收入的不稳定，重要的是她对自己发过誓，如果将来有孩子，决计不能让他重蹈覆辙，走回自己的老路。

分手后，花姐做了一个让说唱歌手不可理喻的决定：她在上海，找了一整容医生私自为她做了整容手术。

“你们谁都没见过卸妆后的花姐，素颜的她远比浓妆艳抹的她漂亮得多。”他不理解，花姐为什么永远都要蜷缩在自己的层层包裹之下。那里住着一个缺乏自信的小女生，居然会为他身边出现的那些明显整过容的锥子脸女郎而失控，逼问他——与别人相比，她是不是长得很丑？

他将花姐的“病兆“概括为现代都市人常患的“神经症人格”：因为环境导致的内心失控。前一刻，她还在吵嚷着她活不了了，下一刻也许在北京城的某所夜店里，她会醺醺然地将自己的身份证“啪”地拍在桌上——你们看清楚一点，我叫王静怡！我是北京人！

他眼中的花姐，在实证着尼采提出的“永劫复归”——每一次都想挣扎摆脱过去，极力证明自己，但每一次都会败给自己，陷入新一轮的虚空。“我拯救不了她。”他说，他俩的成长何其相似。他们都是在单亲家庭长大。14岁时，他也是怀着仇恨离开了家。

——“我整容就是要让他再见到我时后悔。”

——“整完后，约我的男人更加多了。我真的很想很想结婚，有自己的孩子。我想找一个走心的，不看外表的。”

听到花姐这些自相矛盾的话时，她的朋友不禁反问，那她干嘛还要整容？“我就是觉得自己丑。”她的回答令人诧异。

在上海，花姐找到自己的妈——她已在那座城市里重新安家。多少年来，这对母女如同两只刺猬的相爱相杀。走近了，彼此会刺伤对方。离远了，又割舍不下。

曾有一年大年三十，她俩难得地在外婆家团圆。吃饭时，望着爸爸生前坐过的位置，花姐难以抑止地掉泪。见状，妈妈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想起你爸了？你知道这些年，咱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吧？我也想改过我的性格……

可她一下打回那好不容易伸过来的手——即使我爸还活着，我们还是会吵架。这些都是命。

现在，她在思考到底什么铸就了她的命运？从小到大，她跟母亲实则紧系着同一个男人，那就是她的父亲。童年时，看见她与父亲的亲昵，母亲会不快地问父亲，你为什么也不抱抱我呢？

“有一次我妈盯着我的脸，阴阳怪气地说，你怎么长成这样？”花姐说，她那时圆圆的脸蛋与她的父亲仿佛一个模子里刻出。

“你们这下知道，我为什么要整容了吧？”她放不下的不止是母亲当年对她长相的指摘。她放不下的还有自己的“缺爱”：既难重获父亲那样的爱，也没能学会真正爱自己与他人。她游离在两种缺憾之间，变得日益焦灼。她害怕，她无力改变这一命运。改变颜值成为她的某种投射与寄托。

见到母亲那会，她问对方，你看得出来，我整容了吧？

“知道。”母亲平静地望着她的脸。这回，母亲对她说，挺好的一小姑娘，你别再整了。

来源：地平线NONF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