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奸周佛海被判死刑后又峰回路转，闹剧背后有“神秘中共人士”？不，总导演就是蒋介石

周佛海

抗战胜利后，汪伪达官显贵，纷纷被捕入狱，巨奸陈公博、褚民谊、缪斌、梅思平、丁默屯、林柏生、陈君衍、叶蓬等都被先后判处死刑，执行在案，独周佛海由南京高院判处死刑后，复经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已成定谳，而又峰回路转，减为无期徒刑，实为群奸案中绝无仅有的例外。

周佛海是1946年11月7日，由南京高等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 因本人及家属上诉“控告”，一月后，最高法院调卷复核，分发刑事第一庭办理。 当时刑一庭庭长叶某，福建人，颇有心计。 知周佛海长期主管汪伪财政金融，是块有名的 “肥肉”，不肯轻易放过。 不久即有两个福建人到上海，找到周佛海旧属李思浩，表示他们与叶某相识，周家有何要求，当可负责转达。李思浩即将此意转告周妻杨淑慧。周家商量后，虽觉不失为一有用门路，但恐其要求过高，难以满足。原来周佛海虽家资巨富，已遭军统“洗劫”一回:1946年6月15日，陪伴周佛海软禁重庆的杨淑慧，获准由重庆飞回上海处理家务，飞抵上海后，即被军统扣留，逼令交出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损失不菲。更重要的是，当时杨淑慧认为已走通了另一“门路”，觉得更有把握，就没有理会叶某的要求。

原来杨淑慧自周佛海宣判死刑后，除奔走人事外，还到处求神拜佛，夤缘结识同为佛门信徒的马姓妇女，此人是立法委员马晓军之妻。 马家设有“神坛”，十分灵验，善男信女，有求必应。杨淑慧也到过马家神坛求过，并与马妻成为知交。 马妻告诉杨淑慧，说她认识蒋介石“外宠”吴小姐，已托吴向蒋求情，为周佛海减刑，吴已答应，但吴下面的人要“打点”一下，需金条20根才能应付。杨淑慧当即答应了。马妻就叫杨淑慧写了两份呈文，由杨署名，一报国民政府文官处，一报军统局转蒋介石。 周佛海在狱中听说此事，觉有疑义，但杨则深信不疑。不久马妻告诉杨淑慧，说吴小姐已在蒋介石处“求”到了“情”，蒋已将呈文，批交最高法院院长夏勤，指令减刑。 但减刑仍须服刑，如能得到”特赦”，就可立即出狱。 马表示亦可帮忙，但需再加金条10根，前后30根，先付半数，并议定将来获得”特赦”，发还资产应悉数归吴小姐，杨淑慧也即依允，并连夜赶往上海，分头告贷，变卖女儿首饰，凑成30根金条，先交15根。 于是马又代杨拟文，申请“特赦”。不久马回信说，她亲自携文到沪，面交吴小姐，吴已托蒋纬国带回南京，面交蒋介石。马说蒋纬国之妻就是吴小姐介绍的，因此关系非同一般，吴小姐在上海，就与蒋纬国夫妇住在一起，惟蒋纬国虽碍于吴小姐情面，允为代呈，也得给点好处，于是提出再给蒋纬国8根金条。杨淑慧也如数报命。但在1946年12月下旬，“减刑”或“特赦”仍渺无音讯，杨淑慧再请马妻到国民政府打听此事，因有一呈文是递到“文官处”的。 未几马妻回报说: “元旦已来不及了，因须先由司法院呈请，公文往来，约需半月。”遂又提出: 文官处经办人员也得给点“润笔”，以促其成，须再给金条4根。杨淑慧虽对索取无厌极感不满，但又恐功亏一篑，只好勉强支付。到1月上旬，马妻告杨：公文已于1月6日送达司法院。 把戏愈演愈真，此时连周佛海都有点半信半疑了。 看似“特赦”在迩，忽然一夜北风起，1月21日最高法院宣布对周佛海死刑一案，维持原判，才“大梦初觉”，真相大白。杨淑慧绝望之余，面质马妻。马妻这才承认，她并不认识什么“委座外宠”吴小姐，整个闹剧都是时任军统副局长的毛人凤之妻“导演”的，于是故意大骂毛妻。 毛妻也怕此事闹大，因为毛人凤与军统头子郑介民向来不和，毛妻与郑妻也是死对头，怕此事为郑所知，授人以柄。 毛妻便托曾任蒋介石侍从特务小组首任组长、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会的胡靖安之妻出来圆场，要求不要声张此事，愿将金条退回。约定在上海退回20根，南京退回9根(实际上海只退回16根，南京仅退1根)。 杨淑慧也投鼠忌器，又慑于军统权势，只好吃哑巴亏。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郑介民也微闻此事，派人来找杨淑慧。 杨虽未承认，毛人凤终觉心有不安，就想在杨身上抓到一点把柄，以利威胁、控制，于是又有了所谓“中共人士”过问“周案”的事。

时为1947年3月9日，忽有一自称“中共人士”的薛某，自言辗转探得杨淑慧住处，特来拜访，带来“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亲笔信”，大意谓中共领袖对“周案”极为关心，决全力营救，特派此人来京主持。 杨问拟以何法营救？薛某说: “劫狱。”杨淑慧大吃一惊，敬谢不敏，说周佛海虽已判死刑，估计尚无执行之虞，不劳动此干戈。 杨将此事告诉狱中周佛海，周立判其伪，肯定中共绝不会作此荒唐事。以后薛某又来找杨，重申此议，并说如实不愿如此，请杨给陆定一写一便函回复，他好回去交差。 杨不肯写。周佛海则据此断定：此事是毛人凤或毛妻所为，旨在取得杨与中共要人交往的依据。

此前，毛人凤已知高层内定将于1946年元旦发布“大赦令”。毛人凤原想做个顺水人情，骗点金条。不想大赦令发表，汉奸皆不在内，也未对周另颁特赦令，而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裁定，也于1月21日下达。

先是杨淑慧以为有了 “吴小姐”这条门路，算是拜到了“真佛”，未免冷落了法院。叶某满以为可以发注大财，却久候周宅“关节”不到，气愤难言，不仅很快作出 “维持原判”的决定，而且故意选择1月21日农历除夕这天发表，使得周家在死刑重压下，凄凄惨惨度过那年春节。

周佛海

但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宣布，也惊动了周佛海的一些知交故友。 首先是陈布雷。陈与周佛海多年共事，私交甚笃。 陈在上海得悉周案最后裁定消息，即赶回南京，请文官处政务局长陈方(芷汀)，找到正在走投无路的杨淑慧，叫杨速写一呈文，请求特赦，陈愿代为转交。 不久陈方来告:陈布雷已向蒋介石陈述此事。蒋说:“怎么到现在才说!”似有嫌迟之意，而态度则是积极的，而且立即将此事交陈布雷负责，设法解决。 陈布雷领此“上意”，即去与陈立夫商议，决定仍由司法方面解决，并找时任社会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洪兰友，研究法律手续(洪曾任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是国民党有名的 “法学权威”)。洪兰友与周佛海交谊也不错，此事又“恩出自上”，所以也很热情。

2月初，在陈布雷推动下，国民政府正式行文司法院，表示对周可免其一死。 时任司法行政部长的谢冠生，也同意由最高法院改判无期徒刑。但最高法院院长夏勤却不买帐，说法院既已出维持原判的决定，不便再事更改。 (这里未必没有刑一庭长的声音。)洪兰友就去找司法院院长，居正又与夏勤和谢冠生共商此事，决定改用政治方式解决，即由司法院签呈国民政府请求减刑。 但其部属认为:应由中央党部下一公文，司法院办起来才有依据。 于是居正又与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秘书长的吴铁城商议。吴认为此事最好悉由政府办理，不必牵人党部，致招物议。于是执论不下，几成僵局。陈布雷又邀陈立夫，洪兰友同访居正。居正终被说服，迳由司法院呈文，约于2月中旬，送达国府。但时近一月，尚无消息。陈布雷又访时任文官长的吴鼎昌，请再以文官处名义，加一签呈，直送蒋介石。吴鼎昌照办了。蒋介石看了文官处的呈文，亲笔将呈文内谷作了修改，令文官处眷清再报。据陈方吐露:蒋改之处，比原文写得更加有力。陈布雷与陈方又按蒋的修改重新润色、补充，再次呈蒋。3月28日，蒋介石减刑令下。

抗战胜利后，专门颁布了 《惩治汉奸条例》，周佛海一案，蒋介石是不可能不知情的。

日本投降，汪伪政权作鸟兽散，周佛海则于1945年8月12日“荣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 当然是蒋介石点头的，以后风头不好，辞职求去，要求到重庆或贵阳暂住，也是通过戴笠向蒋请求获准的。1945年9月30日，周在戴笠亲自陪同下，由沪飞渝，原拟次日换小飞机去贵阳，因周佛海岳父及妹佛珍夫妇均在贵阳，其母病故后尚暂厝贵阳城郊红花池。 但蒋介石又变主意，要周留在重庆待命。 当时蒋在西康，戴笠为此专程到西康请示后，即将周安置重庆“白公馆”。戴笠对周一再说过， “委座”对周至为关心，到适当时期必有解决办法。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40余中委谒蒋，要求严惩汉奸。 蒋介石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周佛海匿居重庆，亦非了局。终于1946年9月17日，押回南京，此事仍由军统出面，但显然也是蒋介石交办或认可的。总之，周的一行一动，莫非蒋的意旨，判处死刑这样的大事，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故周佛海自己也认为蒋是故意于复判定谳后解决，以示恩威并重之意(见 《周佛海狱中日记》)，应该说他是很懂得蒋的为人和心理的。

(摘自 《世纪》2001年第3期宁敏磊文)

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