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著名经济学家如何卷入土耳其政变：一个侦探故事

【编者按】

11月1日，土耳其举行了5个月来的第二次议会选举，总统埃尔多安希望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能够重新赢得议会多数。

今年六月份的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没有能够赢得绝对多数，因此需要与反对党派共同组阁，但最终谈判失败，因此本次选举对于土耳其的稳定，应对欧洲非法移民以及埃尔多安本人，都至关重要。

土耳其如今正面临着各种严峻挑战：经济放缓，社会分裂，自杀炸弹肆虐，与库尔德人重燃战火等等，还要应对邻国叙利亚的战乱和不断涌入的难民。

如何理解土耳其国内政治，以及其知识界情况？以下这个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如何卷入其“世纪审判”的故事，或许能提供另外一种视角。

本文译自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杂志2015年10月30日刊封面文章《一位土耳其将军。两位哈佛经济学家。一场神秘的政变。》（A Turkish General. Two Harvard Economists. A Mysterious Coup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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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开始于来自家乡的一则出人意料的新闻。2010年1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和皮纳尔·多安（Pinar Dogan），这一对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土耳其裔经济学家，听闻了一个火爆伊斯坦布尔书报摊的戏剧性故事。它有关一个推翻政府的阴谋，涉及恐怖主义，其头目则是一名叫切廷·多安（Cetin Dogan）的退役将军——那是皮纳尔的父亲。几周之内，将军就要被投入监狱。而他的案件将颠覆罗德里克的生活，把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变成刑事侦探和政治斗士。

政治权谋并非罗德里克所长。这位低调的学者一直致力于研究经济改革中，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在35年的学术生涯中，罗德里克以反传统著称，他的研究挑战了关于经济发展与全球化的传统观念。他的很多想法都浓缩在《全球化悖论：民主和世界经济的未来》一书中（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W.Norton），这本2011年出版的书累积了300年来的证据，试图证明，一个更健康的全球化可以使得各国有充分余地来决定自己命运。

“所有人出的新论文里，我最想读的就是他的。”泰勒·考恩（Tyler Cowen）这般评说，他是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博客站“边际革命”的共同创始人。

土耳其那天的这条突发新闻，提出了一个不同于罗德里克在各种论文里曾经面临的难题。当地一家意气风发、被该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狂热拥簇的新贵报纸《Taraf》，开始刊发据称是2002—2003年秘密军事文件的内容。这些文件揭露了一个代号为“大锤”的行动，它旨在颠覆和推翻新当选的、根植于伊斯兰教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这个阴谋，虽然从来没有执行过，却满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炸毁清真寺，击落一架喷气式飞机，逮捕记者。这与土耳其长期以来的军事政变历史是一致的。

不过，当罗德里克与妻子同切廷·多安谈话时，将军告诉他们，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大锤”计划。他们相信了他。但是，这让谜团更深了。政变计划属实吗？多安的名字是莫名其妙地被加入其中的吗？罗德里克和皮纳尔·多安开始调查政变文件，它最终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以数百名军官为目标的诉讼案件。许多人把它称为土耳其的“世纪审判”。而两位经济学家则称之为骗局。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罗德里克一直相信以证据的力量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对“大锤”行动的调查发现，政变计划是伪造的。他在经济学中遇到过的所有证据，都比不上这伪造证据的明显清晰。但是，这并不重要。人们无论如何都会抱定这个故事不假。

令罗德里克困惑的是，他发现自己身处同土耳其知识分子群体的战役之中：那些自由主义者同胞——他同其中多人交好——与他共享拥有一个更民主的国家的愿望。而批评者则指责他支持军国主义，污损哈佛大学名誉，并且为了救他的岳父不惜操纵事实。这位经济学家曾是土耳其的宠儿，具有很高的全球影响，而他现在被迫避开他的祖国，生怕被拘留。

这是一场个人的试炼，如今它仍然让罗德里克在深夜惊醒。但是，它也提供了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一个通往政治学研究新方法的跳板。

丹尼·罗德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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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这也是他和皮纳尔·多安在2013年一同加入的新机构），在一间明亮宽敞的房间里，丹尼·罗德里克坐下来，讲述这个故事。罗德里克的写作风格也许称得上凌厉，但作为个人，他稍带外国口音的声音却很轻柔。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优雅男人，头发灰白，脸上挂着微笑，总的来说，风范得体。今天上午，他忍不住提到他的Twitter个人页面，他打开电脑，看到粉丝正达到5万人。他描述了社交媒体的受众——大约40％来自土耳其，这时候门口正传来四声短促敲门声，宣告多安的到来，多安在不远处一个小得多的房间工作，四周装饰着Radiohead的专辑封面。 “我告诉丹尼，我希望能在这边搭一顶帐篷，”她开玩笑说， “不想要我那间办公室了。”

虽然罗德里克和多安身处同一门学科，但在家庭背景、个人脾性和研究领域上，两者并不相像。罗德里克，58岁，来自土耳其的一个小型犹太人社区，是一名手工钢笔制造商的儿子，这位父亲成功地将他送到哈佛大学。多安，42岁，在意大利、伦敦和土耳其东南部辗转长大，过着军旅儿女的迁徙生活。罗德里克好静；多安好动。罗德里克是一个公众人物，他对全球范围的政策问题发声的书、专栏和博客文章四处可见；多安则是一个研究面较狭的学者，其专业是产业组织、竞争政策和法规。

到2004年，罗德里克认识多安父亲的时候，后者已经是一位从军中退役的四星上将了，这位经济学家在关于“大锤”计划的一篇个人长文里回忆道。罗德里克预期岳父是那种权威式性格，却发现他是一个轻声细语的人，溺爱自己的女儿。但他没有办法在政治观点上赢得这位将军。切廷·多安，像老一代的许多土耳其人一样，认为军事是对抗土耳其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重要保障。罗德里克则像其他自由主义者那样，想看到军队的作用减弱。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土耳其的强烈世俗派军方都一直主导着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政治。它与根植于伊斯兰教的政治运动多有冲突，其中就有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作为土耳其政坛的风云人物，埃尔多安在2003年出任总理，2014年成为总统。军队也屡次出来想推翻政府。多安将军本人曾在所谓的1997年“后现代政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罗德里克在文章中介绍说。他写道，军队“拧紧”了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先行者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这颗螺丝钉”，并且“曾经有过对官僚机构和大学里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清洗”。埃尔巴坎最终不得不辞职。

“在土耳其，很多人恨我的岳父。”罗德里克说，“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他做了许多伤害民主发展的事。”

但他是“大锤”计划中描绘的凶残叛军吗？政变故事曝光不久，罗德里克和皮纳尔·多安开始发现奇怪的不合事实之处。第一个明显的时间错误是，在有关政变的核心文档中，一个被目为“大锤”计划合作者的、知名的民族主义青年组织，标注的日期是2002年12月。但事实上，这一组织直到2006年才成立。对罗德里克和多安而言，这给出了一个前进的方向。他们不是军事专家，但他们可以搜寻更多的矛盾之处。 “如果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多安告诉她的丈夫，“他们肯定会犯下更多。”

是有很多。晚上在哈佛广场附近的房子里工作时，多安就像检查涉嫌抄袭的本科生论文一样，通过谷歌检索这些政变文件。“丹尼！”她会喊，“你一定要来看看！”医院、军方设施、企业——多安和罗德里克确定了几十个在文件里被列出来，但实际上要好几年后才获得现名的实例。例如，一家制药公司，原名叫Yeni Ilac，2008年一家意大利公司接管它以后，更名为Yeni Recordati。然而，这个新名字却出现在2003年的政变文件中，它应该是最近才保存刻录到CD上的。

罗德里克和多安在一个有关此案的博客站上报告了每个不一致之处。这一切加起来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大锤’行动是虚构的，”2010年9月，他们写道，“它的作者不是此案的这些被告人，而是2008年后才开始编造文件的不法分子。”

罗德里克和多安发现了埃尔多安的土耳其的软肋。这位总理已经建立了作为一个温和穆斯林民主派人士的声誉。但“大锤”行动反映出他对持不同政见者日益增长的镇压。它标志着源自首相和土耳其最著名的伊斯兰传教者，法图拉·葛兰（Fethullah Gulen）的追随者之间临时凑合的联盟的第二宗大审判。为换取他们的支持，埃尔多安让葛兰支持者们“大举进入警察和司法机构，以此来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对手和竞争者”，加雷思·詹金斯（Gareth Jenkins）这样分析道。他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的政治分析家，在伊斯坦布尔工作。他们的目标范围从“强硬世俗派到军事人员、慈善工作者、记者、律师、工会官员、反对派政治家、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詹金斯写道。成千上万的人被审判，被投入监狱。还有更多的人“因害怕而陷入沉默”。

即使在“大锤”行动之前，土耳其司法系统也从来没有很好运转过。每个人都知道，政治已经染指了过去的那些案件。但“我们看到的是无数倍更糟糕的事，以及那些以前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罗德里克感慨地说，“那些检察官实际上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犯罪团伙——”

“是的，”多安说。

“——那些经手此案的人完全明白，这些证据事实上是伪造的。”罗德里克说。

他才明白，展现在土耳其的，并非民主改革的流行故事。而是别的东西：“一种新的威权主义的重建。”

切廷·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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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定决心报道这一案件之后，罗德里克和多安飞往土耳其——顶着竞争激烈的叙事，逆风而行。那是2010年12月，切廷·多安的审判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一座监狱建筑群中开始。本案控告近200名军方官员于2003年阴谋推翻政府。在法院之外，戴着头巾的大胡子示威者举着切廷·多安的肖像。他们的横幅上写着“打破军政府的‘大锤’”。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罗德里克和皮纳尔·多安开始在一本书中驳斥此案，并在土耳其的重要电视新闻节目频频露面。

人们的反应，罗德里克后来写道，“混合着否认、欺骗和恐惧”。最让人头疼的，是那些他原想可以做朋友的知识分子圈的反应。这些自由主义者将“大锤”审判视作民主进步的标志：军队终被从政治中移除，其领导人被迫面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但眼见着罗德里克和多安的研究，知识分子们却大都忽略了它。他们拒绝重新评估自己的信念。当重要的专栏作家们受邀去一个披露他们夫妇的调查结果的论坛上时，只有寥寥三人到场。人们拒绝见他们。他们的邮件无人回应。

夫妻俩也成了人身攻击的目标。反对者会说，军方官员愚弄了罗德里克。爱情蒙蔽了他。机会主义驱使他想着只要军方夺权，他可以当上财政大臣。伊斯兰报刊上，有文章攻击罗德里克的犹太教信仰。他的宗教被用来抹黑切廷·多安，因为将军居然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犹太人。还满纸指控罗德里克正在用他的犹太复国主义企图颠覆土耳其。

更糟糕的是，一家亲政府的报纸公布了罗德里克和多安当时3岁的儿子的名字和身份信息。但是，即使这种威胁也未能令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安。“丹尼曾认为是朋友的人，不仅攻击他在案中的调查发现，”政治分析家詹金斯说，“他们在面对针对他和他妻子的不光彩攻击时也保持沉默。对夫妇俩来说，一定于此倍感震惊。”

即便如此，罗德里克和多安还是认为他们的论据获得了更多关注。他们的博客点击量飙升。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检察官提出了新的发现：一个全新的证据宝库，击中罗德里克和多安的脚踝。

多安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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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罗德里克在这里可被指摘，那么这位经济学家将永远沾染上污点，即他让自己对家庭的忠诚战胜了专业上的客观性。然而，风险固然巨大，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他熟悉的领域。罗德里克已投入自己学术生涯的大部分，用来戳破那些膨胀开来、言过其实的叙事。有时候，专业共识最终摆向接近他的一方。现在的问题是他能否将之用来戳破“大锤”的谎言。

罗德里克来自土耳其，一个相对欠发达国家的事实，高度影响了他的学术选择。早年，他满脑子都是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穷，有些国家富？他醉心于政治学和经济学，但最终认为后者能提供更强大的分析工具。

贸易自由化（消除屏障以实现自由贸易）是罗德里克首个成为行家里手的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从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的显著增长中，可以推导出什么。另一个是如何促进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增长。对于这些问题的传统观点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罗德里克在一本未发表的学术自传中回忆。华盛顿共识给东亚的成功把脉，并给其他的发展中地区开出了一系列改革药方——强调自由化、放松管制、私有化和稳定价格的改革。

对此，罗德里克觉得很可疑。他认为，东亚地区“不应被视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实验，而是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恰当组合”。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超常增长靠的是这些政府采取的“促进和协调私人投资”的显著措施，但这个脚本有多少能适用于非洲和拉美的弱小国家，仍然不确定。“东亚的经验表明，经济学的一个标准叙事，即把政府放在市场的对立面，很可能低估了政府的作用，”他写道， “事实上，市场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

20世纪90年代，罗德里克把注意力转移到剖解经济学的另一头“圣牛”：金融全球化。这个词指的是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国家向海外的投资者开放，银行自由地跨国借贷。当时的想法是，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由此可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借款，再在国内进行更多投资。问题是，如罗德里克指出的，让资本自由流动会带来巨大风险，即便没有强烈刺激经济增长的证据。“他是首先站出来质疑主流观点的声音之一，在质疑变得流行之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他同样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是当时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现在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与之类似的，还有罗德里克最有名的一个想法，一个构建了全球化的抵消机制的，简单而深远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民主政治、国家主权和超全球化是“互不兼容”的。最多只能在三个里拥有两个。他认为，如果你想深化全球化，你需要放弃一些主权或一些民主。这个想法，被称为“世界经济的三难政治选择”，在罗德里克2001年最初提出它时，没能引起人们什么兴趣。然而，十年后，该理论和欧洲的挣扎一起重新浮出水面：欧洲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又让构成它的各国家实体保留各自的政治控制力。

“三难论现在完全是主流观点了，尤其在整个欧元区发生危机之后。”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考恩说。“国家不能只是做他们想做的，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痛苦。这是另一个他的观点彻底翻身的领域。”

从朋友到敌人的葛兰（左）与埃尔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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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锤”一案在2010年12月的进展，罗德里克越来越没法证明自己的正确。当月，土耳其检察机关搜查了海军基地。他们又拿出了重要新证，说是藏匿于情报单位的地板之下的。这次找出的是最早的“大锤”计划的副本，以及把其他人也牵连进阴谋的更多文件。这一发现使得当局得以张大自己的天罗地网。它还给此案的支持者提供了新的攻击弹药。《Taraf》已根据从一个匿名消息源获得的塞满CD和录音带的行李箱写出了报道。而这一新材料出现在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它一定是真实的，支持者认为。现在，无论罗德里克和多安伸张什么，都无效了。

两位经济学家知道，对方有“军中奸细”，如罗德里克所说的那样。《Taraf》获得的证据还包括了一些真实材料，如军事研讨会上的录音——这些有时令人感到尴尬的录像带，显示了高层对伊斯兰主义者的不甚关心。“如果罪犯能够从一个军营内搬来这些材料，”罗德里克和多安分析道，“他们难道不会往一个海军基地的贮存区塞进一些捏造的文件？”因此，夫妻俩继续挖掘真相。

一个不起眼的军官及软件工程师，最终把他们引向了确凿证据。2012年3月29日，阿卜杜尔拉赫曼·巴什布在“大锤”审判上，为自己辩护。巴什布的技术性发言没能吸引什么注意，罗德里克在他写“大锤”的文章里写道。但这位军官的探索揭示了一些关键事实：这些所谓政变文件是用微软Office 2007写成的，而这一版本的Office软件在据说为谋划政变的时间段里，尚不存在。罗德里克和多安把巴什布的分析送给一位波士顿地区的法庭顾问，这位顾问被专门聘来检验数字证据。他证实，这些文件不可能生成于2002—2003年。詹金斯研究了“大锤”文件，他说，罗德里克和多安“做出的证明，走出了此案编造的怀疑阴影”。

但是，这并不重要。法官对此的关注简直不能再少。

而且，在法庭外，不只是土耳其知识分子让罗德里克持续感到沮丧。外国观察家，同样透过“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土耳其政治，他写道。他举了史蒂芬·A.库克（Steven A. Cook）的例子，这是一位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土耳其问题专家，库克说，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已经倾尽全力”，锻造一个“更加民主、开放的国家”。

那是2012年5月。四个月后，土耳其法院宣判331名“大锤”被告谋划推翻政府。切廷·多安获得了20年徒刑。

此案后来出现的转折点，已同罗德里克找到的证据无关了。2013年12月，埃尔多安和葛兰运动的伊斯兰联盟崩溃了，因为他们共同的敌人变弱了。根据詹金斯的报告，葛兰在警察和司法部门的支持者试图逮捕近100名和正义与发展党领导的腐败指控“关系密切的人”。作为回应，埃尔多安处理了负责腐败调查的检察官，詹金斯写道，还在刑事司法系统启动了针对被疑为葛兰支持者的“大清洗”。埃尔多安还把自己同“大锤”一案切割，这个案子曾帮他消解了曾经强大的土耳其将军们的实力。

大多数人会把接下来发生的事解读为罗德里克和多安的胜利。2014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发现被告的权利受到侵犯，下令重审“大锤”一案。切廷·多安从监狱释放。《经济学人》刊出这一消息，文章的开头是，“这期待已久的‘我们早就告诉你了’的时刻，终于在6月18日降临丹尼·罗德里克……和他的妻子皮纳尔·多安。”重审结果是，3月31日，所有的被告无罪释放。

“我们赢了。”皮纳尔·多安说。

罗德里克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早该赢了，”他说，“如果我们能更早说服人们的话。”

“哦，别这样。”她说。

“我很失望。”他说。

“这怎么可能发生？”罗德里克在他妻子已经离开以后，这么问道。“怎么可能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对法治的破坏，在以法治之名建设了这么多年以后？”这就是“人们在寻找和献上掌声的东西吗？那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我想要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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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克和多安在夏天回到哈佛。他们的“大锤”战役已经平息。如果你今年秋天听到罗德里克的动向，那很可能是和他的新书《经济学决定一切》（Economics Rules, Norton）有关，一本关于经济学的成功与失败的研究著作，一句都没提政变、审判，或伪造文件。然而，这个土耳其版的奥德赛仍然活在罗德里克的身体里，活在他最近教授的政策课程里，活在他写的论文里，活在他蓝色记号笔在白板上勾画出的图表里。所有的东西都被这一经历形塑了。

“我拼命地想用某种方式把我的经验理性化。”罗德里克说。

此案重新燃起了他对一个问题的兴趣：什么才能成就真正的民主。什么时候，民主国家产生的不仅仅是多数决定，而是会包括对少数群体权利的保护，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种种在“大锤”案件中失踪的东西？

从某些衡量办法来看，民主不能更健康了。选举制民主国家占到世界国家的超过60％，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还只有约40％。但在实践中，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不能提供法律之下的平等保护”，罗德里克和另一位经济学家沙伦·穆康（Sharun Mukand）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这么说。要理解这种情况何以发生，他们考察了三种权利。政治权利属于大人物。产权的背后是财富精英。但是，民权的受益对象，通常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少数群体，无权无势。出于这个原因，“一个真正良好运作的、提供公民权利的自由民主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现象。”罗德里克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民主国家为什么会陷入反自由主义。这大概是你期望的问题。在这里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民主社会能够保持自由，这也是他的新作试图解决的关键难题之一。是什么让公民权利在一个社会里成为可能，而表面看来，这些权利并没有一个强大的选民群体在支撑？

罗德里克的新研究也试图解决第二个与此相关的难题：关于叙事的问题。他向土耳其政治的进军，推动他重新思考一个深植于经济学的传统，即从既得利益方的视角来看各种政策的出台。强势群体，如公司或工会，会通过政治领域推进各自的议程。罗德里克意识到，在学者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模型里，有个东西失踪了：思想。

以土耳其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例。他们的利益和罗德里克相同：都希望有一个更加民主的国家。但他们认可的是不一样的叙事，一个使他们成为政府的“工具”的叙事，罗德里克说。他们向土耳其的中产阶级和西方论证“大锤”的合法性。这不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影响可以解释的结果。

“我在此的论点，不是要否认在决策过程中那些有组织的群体具有非同一般的权力，”罗德里克说，“但是，要说这些群体以何种方式界定什么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这就取决于种种关乎他们的思想、他们建构的故事，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的事物”。

这并不是全新的观点，你可以通过无数例子推演出同样的逻辑。在商业领域，公司可能认为实现自己利益的最佳方式，是堵截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或者，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产业的健康发展取决于创新（想想硅谷）。或者，考虑一下不平等。直到最近，不平等的危害都没有在美国经济的话语中唱主角。其他不同的叙事都盖过它，如效率、激励、企业家精神等等。但是，现在，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富有连续性的政治叙事。

真正让罗德里克深感迷惑的是时机。思想在什么时候可以塑造观念的差异？又在何时，利益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思想变得次要？

在一个不那么抽象的层面，“大锤”改变了罗德里克想法的另一个方面。他不再相信他从报纸读来的很多东西了。这位教授长期以来都对经济学故事持怀疑态度。现在，他感觉要对那些国外政治发展的报道保持同样的警惕。原因是：如果你不了解土耳其的现实，他说，对那边发生的一切，很容易就会接受一个通常作自由主义解的叙事。

“这些故事非常好读，而且它们会和你自己的自由世界观产生共鸣，”罗德里克说，“你很可能会相信。我不是说，它把我变成一个保守的人。但它使我对可说是标准的东北部常青藤精英自由主义的、关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叙事，变得更加怀疑和谨慎。它让我非常怀疑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的东西，以及《纽约时报》对不同国家发生事情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早就应该知道。”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