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晚期女性伴侣低头行为对产前抑郁的影响：婚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研究

孕晚期女性伴侣低头行为对产前抑郁的影响：婚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研究

本文来源：田云, 李玉红, 赵晶晶, 等. 孕晚期女性伴侣低头行为对产前抑郁的影响：婚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22, 25(20): 2541-2546.

近年来，产前抑郁的发生率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1]，在我国的发生率已高达40%[2]。同时，产前抑郁是产后抑郁最强烈的预测因子，不仅严重影响孕妇的心理、生理健康，也影响婴幼儿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的正常发育[3]。而以往国内外研究多集中于产后抑郁[4，5]，随着近年来研究视角的转变，如何从预防产后抑郁的角度提高产前女性心理健康水平、降低其抑郁情绪已经成为全球母婴保健人员共同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孕晚期是女性各器官功能负荷达到妊娠期峰值、即将面临分娩的特殊时期[6]。研究证实，这一时期缺乏足够的伴侣支持会导致婚姻质量不佳或婚姻满意度降低从而增加产前抑郁的发生风险[7，8，9]。家庭生活中，孕妇希望获得伴侣更多的关注、关爱，但信息时代，随着手机使用频率和对手机依赖的增加，伴侣会因过度使用手机从而冷落孕妇。因伴侣习惯性的玩手机引发个体被冷落、疏离的行为称为伴侣低头行为[10]。孕妇的伴侣低头行为可能会导致孕妇对婚姻满意度降低，婚姻满意度作为婚姻质量的重要保护因素是指当事人对伴侣及婚姻关系的态度和看法[11]。有研究表明中国成年人的伴侣低头行为与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与抑郁情绪呈正相关[12]，但目前研究对象尚缺乏妊娠期人群。综上所述，从预防产后抑郁的角度探讨伴侣低头行为、婚姻满意度对产前抑郁的影响及婚姻满意度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母婴保健人员加强孕妇及伴侣有关低头行为的教育指导、调节其婚姻关系提供依据，以期改善孕妇的产前抑郁情绪，切实保障母婴健康。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门诊进行常规产检的孕晚期女性。纳入标准：（1）年龄≥20周岁，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且已婚；（2）妊娠期与伴侣同住；（3）孕周≥28周；（4）精神正常，理解、表达能力正常，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既往有心理障碍及严重精神病史；（2）高危妊娠孕妇；（3）理解、沟通障碍。

低头行为是当今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伴侣之间的低头行为会影响夫妻关系，进而降低婚姻满意度，使个体产生不良情绪。当前，产前抑郁发生率高且呈持续上升趋势，因此探究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婚姻满意度和产前抑郁之间的作用机制十分必要。本研究表明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可预测其产前抑郁的发生，且降低了婚姻满意度，增加了产前抑郁的发生风险，这为临床开展产前抑郁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样本量计算：根据横断面研究样本量计算公式N=Z21-α/2P（1-P）/d2，N为研究所需样本量；Z1-α/2为标准正态分布下面积为1-α/2所对应的百分位数，取α=0.05时，对应的Z1-α/2=1.96；d2为允许偏离的误差，常取预期发病率的10%，P表示产前抑郁发生率，查阅文献约为41%[13]，则d为4.1%。经计算，样本量应≥283例，本研究样本量取300例。所有孕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本研究已获得安徽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号：2020H031）。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年龄、文化程度、目前工作状态、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计划内妊娠、睡眠状况、夫妻感情）和产科资料（孕周、是否初次妊娠）。

1.2.2　伴侣低头量表（Partner Phubbing Scale，PPS）

PPS由ROBERTS等[10]于2016年针对恋爱中的伴侣编制，丁倩等[14]将其汉化，本研究用于评估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孕妇感受到的伴侣低头行为严重程度。PPS属单维度，包括9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1~5分），除第7个条目反向计分外，其余均为正向计分，”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总分9~45分，分数越高代表孕妇感受到的伴侣低头行为水平越高，被丈夫冷落的程度越严重。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4。

1.2.3　婚姻质量指数量表（Quality Marriage Index，QMI）

QMI由NORTON[15]于1983年编制，用于测量已婚夫妇对其婚姻关系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价。QMI属单维度，包括6个条目，前5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第6个条目采用10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满意”，”10″代表”非常满意”。所有条目进行正向计分，总分6~45分，分数越高代表孕妇对当前婚姻满意程度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8。

1.2.4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

EPDS由COX等[16]于1987年编制，由LEE等[17]于1998年汉化，是目前评定孕产妇有无抑郁及抑郁程度常用的筛查工具，可用于评估产前、产后女性的抑郁情绪，为自评量表。EPDS属单维度，包括1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0~3分），总分0~30分，分数越高代表孕妇产前抑郁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以EPDS总分≥9分表示有产前抑郁[18]。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0。

1.3　资料收集方法与质量控制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孕晚期女性进行问卷调查。为防止可能的偏倚，所有资料由研究者发放和收集，研究者使用统一指导语向孕妇说明调查目的及意义，获得孕妇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问卷采用无记名的方式由孕妇独立完成填写后现场回收并初步审核，确保问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调查问卷剔除标准：（1）选项出现明显的规律；（2）漏答题目数≥5个；（3）单选题目选择2个或多个答案。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双人核对后录入数据；运用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Mplus 8.3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 000次检验孕妇婚姻满意度在伴侣低头行为与产前抑郁间的中介作用，以95%CI不包含0认为存在中介效应。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孕妇的自我报告，测量中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程序控制，包括对问卷内容匿名填写、部分项目反向计分等。根据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方法[19]，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测量的25个项目做未经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析出5个特征根>1的公因子，其中第1个公因子解释率为28.652%，小于推荐临界值40%，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孕晚期女性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剔除无效问卷9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91份，有效回收率为97.00%。291例孕晚期女性中，20~24周岁13例（4.46%），25~29周岁104例（35.74%），30~35周岁141例（48.45%），>35周岁33例（11.34%）；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14例（4.81%），高中及专科95例（32.65%），本科及以上182例（62.54%）；在职160例（54.98%）；家庭人均月收入>5 000元216例（74.23%）；202例（69.42%）为计划内妊娠；睡眠状况：32例（11.00%）很好，109例（37.46%）较好，132例（45.36%）一般，18例（6.18%）较差；夫妻感情：170例（58.42%）很好，110例（37.80%）较好，11例（3.78%）一般；妊娠28~32周12例（4.12%），妊娠33~36周158例（54.30%），妊娠37~42周121例（41.58%）；143例（49.14%）为初次妊娠。

2.3　不同特征的孕晚期女性EPDS得分比较

本研究孕晚期女性产前抑郁发生率为40.89%（119/291）。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目前工作状态、家庭人均月收入、孕周、是否初次妊娠者EPDS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是否计划内妊娠、不同睡眠状况和夫妻感情状况者EPDS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4　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婚姻满意度与产前抑郁的相关性分析

孕晚期女性PPS得分为（25.6±6.3）分，QMI得分为（37.9±6.0）分，EPDS得分为（8.0±3.5）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与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r=-0.292，P<0.01），与产前抑郁呈正相关（r=0.350，P<0.01）；婚姻满意度与产前抑郁呈负相关（r=-0.338，P<0.01）。

2.5　婚姻满意度在孕晚期女性伴侣低头行为与产前抑郁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孕晚期女性伴侣低头行为对产前抑郁的影响机制，采用Mplus 8.3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以伴侣低头行为（PPS得分，赋值：连续值）为自变量、婚姻满意度（QMI得分，赋值：连续值）为中介变量、产前抑郁为因变量（赋值：0=抑郁，1=非抑郁），以是否计划内妊娠（赋值：1=是，2=否）、睡眠状况（赋值：1=很好，2=较好，3=一般，4=较差）及夫妻感情（赋值：1=很好，2=较好，3=一般，4=较差）为控制变量。

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的估计，对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检验。根据χ2/df≤3、比较适配指数（CFI）≥0.90、Tucker-Lewis指数（TLI）≥0.90、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0.08、标准化残差均方和平方根（SRMR）≤0.08的标准可知，本研究中，χ2/df=2.15、CFI=0.921、TLI=0.911、RMSEA=0.063、SRMR=0.080，本研究模型为可接受模型。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计算中介效应的95%CI，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在原始数据中重复随机取样抽取5 000个样本，计算中介效应的平均路径系数，中介效应的95%CI为（0.011，0.108），区间不包括0，表明该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孕晚期女性伴侣低头行为对产前抑郁的直接效应为0.214，占总效应的82.63%；中介效应值为0.045，占总效应的17.37%，表明婚姻满意度在伴侣低头行为与产前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各中介路径的效应值和中介效应量见表2。

3　讨论

3.1　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婚姻满意度与产前抑郁的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孕晚期女性的PPS得分为（25.6±6.3）分，每个条目平均分为（2.8±0.7）分，呈中等稍偏上水平，低于胡孟洁[20]对恋爱/已婚人群的伴侣”低头族”现象与亲密关系调查结果的（3.03±0.78）分。可能因为孕晚期女性心理较为敏感，情感也较脆弱，和配偶相处时希望得到其全心全意的关注，当配偶手机使用时长或频次较多时会中断两人有意义的对话，进而使孕妇产生较高水平的被冷落体验。孕晚期女性的PPS得分呈中等稍偏上水平，但低于非妊娠状态女性的PPS得分，这可能和配偶在孕晚期会注重照顾其感受而在家庭生活中适当减少低头行为。

本研究中孕妇的婚姻满意度得分稍低于李晓敏等[21]对新婚夫妻婚姻质量调查结果的（39.80±6.59）分。相比新婚女性，孕晚期女性承受了来自妊娠分娩的生理、心理双重压力，妊娠期自然会期待配偶更多的支持和关注，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水平较高，这可能影响了孕妇的婚姻满意度，提示配偶还需给予孕妇更加充足的家庭支持和关爱[22]。同时，本研究中近一半孕晚期女性工作状态是无业和产假。女性妊娠分娩时会选择暂时退出职场，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对婚姻关系期待高可能是孕妇婚姻满意度得分低的又一原因。

本研究中产前抑郁发生率高于赵志梅等[23]调查的产后抑郁发生率，提示产前抑郁需引起医护人员重视，且睡眠状况越差的孕妇抑郁得分越高，这可能和胎儿不断长大，子宫压迫孕妇各种脏器组织影响孕妇睡眠有关，而夜间易醒、睡眠不足导致较高的疲劳则会进一步增加抑郁发生风险[24]。同时，计划内妊娠的孕妇可以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应对妊娠引起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其抑郁得分也会较低。杨洋[25]报道夫妻关系不佳是影响孕妇产前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孕晚期夫妻感情越好的孕妇抑郁得分越低，这与很多研究结果一致[26，27]。

3.2　孕晚期女性伴侣低头行为、婚姻满意度与产前抑郁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孕妇的伴侣低头行为与孕妇产前抑郁呈正相关，即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水平越高，其产前抑郁发生率越高，与WANG等[12]研究结果一致。同时，伴侣低头行为与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说明伴侣低头行为水平越高，孕妇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价越低。本研究发现，孕妇婚姻满意度与其产前抑郁也呈负相关。可能是伴侣低头行为会中断或妨碍伴侣间的交流，伴侣间的冲突增多，最终导致更大的压力和抑郁情绪[28，29]。

家庭作为一个人际互动的整体，伴侣低头行为会给个体的心理健康带来严重危害。KRASNOVA等[30]发现，大部分经历过伴侣低头行为的德国年轻人会出现消极的情绪反应。ROBERTS等[10]发现伴侣低头行为会削弱伴侣间的人际关系，破坏亲密关系质量与婚姻质量，导致冲突的发生，进而带来一系列负面的连锁反应。伴侣低头行为会影响孕晚期女性的心理健康，因此伴侣陪伴孕妇时应主动减少手机使用时间，多陪伴孕妇并给予情感支持可降低孕妇产前抑郁的发生率[25]。

3.3　孕晚期女性的婚姻满意度在伴侣低头行为与产前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婚姻满意度在孕晚期女性伴侣低头行为与产前抑郁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伴侣低头行为与婚姻满意度均对产前抑郁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说明伴侣低头行为和婚姻满意度是产前抑郁的预测因素。婚姻满意度在伴侣低头行为与产前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伴侣低头行为可通过降低婚姻满意度作用于产前抑郁。对于孕晚期的孕妇，伴侣及家庭支持是最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31]。感知伴侣低头行为水平高的孕妇与伴侣沟通的频率、交流的深度与亲密关系的质量会下降，产生被冷落的疏离感受，感受不到伴侣对自己全心全意的关注，影响孕妇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32，33]。伴侣低头行为受个体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提示伴侣低头行为是可干预的，可通过指导伴侣与孕妇相处时手机使用的适宜时长、频次来提高孕妇的婚姻满意度，减少产前抑郁的发生。

综上，为有效降低孕晚期女性产前抑郁的发生率，保障母婴健康，母婴保健人员不仅要对孕妇进行心理疏导，还应指导其伴侣合理使用手机，增加面对面互动式的有效沟通，及时关注孕妇情绪变化与情感需求，为孕妇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

3.4　对母婴保健人员的启示

孕妇是我国心理健康领域重点关注的人群，其心理健康水平不容忽视。本研究结果表明，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处于中等稍偏上水平，婚姻满意度稍低，产前抑郁发生率较高，且婚姻满意度在伴侣低头行为与产前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结果为孕晚期女性产前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新思路。母婴保健人员应多关注孕期女性心理健康水平并指导其伴侣在家庭中合理使用手机，提高孕妇的社会支持和婚姻满意度，降低产前抑郁发生率。

3.5　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不能得出因果结论，今后可采用纵向调查收集妊娠期女性的资料；其次，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问卷可能会存在报告偏倚，后续可采用临床访谈、观察、测量、日记记录等随访方法，提高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最后，本研究取样地仅为一所三甲医院，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有待提高，未来可考虑纳入多中心的妊娠期夫妻进行调查，为以家庭为中心的产前抑郁干预提供依据。

本文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略。

来源：中国全科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