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翼
企业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如何竞争？这是古今中外的企业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十九世纪中叶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兴起，比起西方企业健全的管理体制，我们在企业管理的理念和模式上落后了许多，所以这100多年来，中国企业家大多在效仿和学习美国与日本的先进管理模式。
管理的价值之所以得到认可，是因为管理对于效率的贡献，而管理理论的价值之所以得到认可，是因为管理理论对于实践的贡献：
100多年前，泰勒在工厂生产中进行的科学管理，对生产效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后，福特公司吸收了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理论精髓，实施了重大的“效率工程”实践，实现了人类的汽车梦想；之后，通用汽车公司采取了分权事业部制管理，极大地发挥了分权管理对于组织效率的贡献，通用汽车公司一跃成为一家真正的大型组织；之后，德鲁克对这一过程做了悉心的理论总结，完成了《公司的概念》一书，这一理论又重新指导了福特公司的管理实践，令其再度崛起。
综观全球经济，当前最富有活力和机会的市场无疑在中国。过去40多年，不论从企业规模、专业技术、行业深度还是从品牌营销方面来说，一大批中国企业的成长速度、竞争实力和创新能力，获得了全球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
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一边向国际同行学习，一边消化吸收再创造，在产业和金融各个领域不断推陈出新，用创新智慧打造出很接地气且具应用性的管理策略。国际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公认，正是这些多样性的管理实践成就了今天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企业。
我们将中国企业崛起所带来的全球化竞争变革及产生的经济组织变化，称之为“经济新物种”。现在，我们需要以这种新的思维、视角、方法和工具，去看待并理解中国企业为主的“经济新物种”的存在和变化。
从当代管理学百年发展流变来看，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管理”的商业新实践、新范式、新思想和新文明，正渐渐浮现出清晰的模样，这是前些年我们开始全面引进西方管理思想和实践时所不敢想象的。
超越与被超越
1841年以前，美国的管理模式仿照了大英帝国的“类军队”制度——高度组织化、严格遵循等级纪律。但那一年年末，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起严重的火车迎面相撞事故改变了一切。法院的调查报告显示，西部铁路公司的线路主管和通信部门都负有责任，进而要求公司开展管理变革、运作改制。
这起事故让美国公司意识到，层层下达的等级命令不仅不利于有效管理，甚至还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接受和执行命令的人员之间如果缺乏必要的沟通，就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这就是美国式管理注重“组织扁平化”的事件性起源。
相对于古老的欧洲管理模式，美国的管理模式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此等级制度不再是管理的根基，因此越级的建议和对上级的反抗，不再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或“缺乏管理”的做法。
1842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管理世界再没有超越美国管理模式的根本性突破，全世界都在向美国学管理。
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工厂以惊人的高效率生产出高质量产品，日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工业强国，大量美国经理人开始飞越太平洋去丰田和索尼“朝圣”。
1981年出版的《日本企业管理艺术》是当时最畅销的商业书之一（其他几本也都是关于如何面对日本的挑战），当时最热门的管理时尚是精益生产、全面质量管理、连续改进和适时制造——也就是西方人眼中的日本企业管理方式。
有意思的是，日本式管理是在二战之后才形成的。精益生产可能是日本式管理最重要的贡献，它在丰田汽车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丰田制造系统。某种意义上，精益生产还应归功于美国管理学者戴明，是他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质量控制”讲座，他对日本工业乃至世界工业有着其他管理理论学家望尘莫及的影响力。
精益生产与改善是日本式管理的一面，共识型领导方式和注重长期目标等则是它的另一面，而这一面来自“事业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等日本企业管理制度，都由“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首创。
事实上，美国是真正善于学习的国家。比如全面质量管理，美国不仅像日本一样“视质量为组织的头等大事”，仿效1951年日本设立的“戴明品质奖”，设立了布德里奇国家品质奖（Baldridge Award），而且，美国公司迅速赶上并超过日本，譬如摩托罗拉创造了著名的“六西格玛”，并把质量标准提得更高。
于是在1995年，日本陷入似乎毫无尽头的经济衰退后，美国管理大师开始争相为“不具竞争力的”日本工业提供建议，他们的潜台词是“日本还是需要学习美国的管理方式”。
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就在《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说，日本公司需要通过定位利润、制定明确的战略和加强雇员激励来创造竞争优势，也就是接受西方的“战略性思维方式”。
不过，2008年以后，随着VUCA时代的到来，商业世界表现出新的特点：市场动荡不定；无法判断现阶段的真实情况；竞争中的敌友关系难辨……美国式管理的普适性也开始受到挑战。某种意义上，这个商业世界变得更像日本。
现在，即使最成功的西方公司也无法像过去的通用汽车和IBM那样完全控制整个市场，新产品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它们迅速被更新的产品取代。
相反，由于日本企业一直生存在过度竞争的世界，优秀的日本企业早已习惯了过度拥挤的市场和快速的模仿。
迈克尔·波特从另外的角度分析了日本式管理的潜力：“未来美国经济的繁荣最终将受到诸如教育系统的落后、组织忠诚度的下降、解决问题的对抗性意见、基础研究中赞助的减少以及商界与政府中的短期行为等棘手问题的挑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领域正是日本所擅长的。”
日本从学美国到通过美国人戴明超越美国，之后美国通过创新迎头赶上并再次领先日本，现在又轮到日本在后面追赶美国。管理的历史就这样在超越与被超越、学习与被学习中前进。
鸟瞰与溯源
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从这个角度讲，每个国家、每个企业的实践都不一样。通过几十年努力，中国已经有了一批规模很大的企业，《财富》世界500强接近30%的企业来自中国。中国也有不少实力很强的企业，在市场化竞争中成为强者和龙头。
那么，如同日本在丰田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丰田模式一样，中国也应该总结出自己的模式——中国式管理。
关于“中国式管理”概念的起源，可追溯到蔡麟笔教授1977年出版的《诸葛亮的管理哲学与艺术》。该著作将中国传统哲学、战略奇谋、政治策略、军事思想等东方文化思想延展到现代管理实践中，提出了具有中国“味道”的管理模式，而被视为“中国式管理”研究的开山之作。
1982年5月16日，中国台湾地区举办了一次企业管理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缘起有二：
一是鉴于欧美式及日本式的管理在中国实行后，所带来的流弊；二是希望能找出真正适合国情，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管理方式。南怀瑾先生在会上做了《中国式管理的出发》主题发言，一时间影响很大。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中国经济正式融入世界体系，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可以说，正是中国经济的腾飞，为“中国式管理”注入了活力。
在中国知网上以“中国式管理”为关键词检索，就可发现，2001年以后中国式管理开始升温，2004年以后在学界形成气候。
现实中对中国式管理的推崇和普及，要比学界更火热。
面向企业家和经理人员举办的各种培训讲座，国学、传统文化、本土资源等等与中国式管理密不可分的内容，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同20世纪80年代的管理培训“言必称美国”相比，进入新世纪后几乎是“言必称中华”，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似乎已经转到了中国。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一批文史哲学者加入了管理研究行列。以许倬云的三本著作为标志（《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组织》《从历史看领导》），人文学者向管理学自觉靠拢。
在管理学界，一批学者试图以中华文化为基点构建管理学的新体系或者新范式。如复旦大学等成立了东方管理研究中心，明言要改变管理学中“言必称西方”的倾向；中国社科院的黄如金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和合管理”。
2005年，曾仕强的著作《中国式管理》第一版出版，“中国式管理”进一步进入公众视野。曾仕强教授将“中国式管理”的本质提炼为“合理化管理”，其目标是“修己安人”，原则是“弹性管理”；其三大主轴分别是“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
曾仕强教授对“中国式管理”的解读，是社会领域内最为人所熟知的一种观点。这一概念与观点经过现代媒体的包装运作，已经成为代表中国管理智慧的一种“文化符号”。
从2005年开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联合会和清华大学联合承担，由陈清泰、蒋黔贵、赵纯均三位资深专家主持“中国式企业管理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
他们从实证研究入手，以管理科学理论为学术支撑，选择20个不同行业的35家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成功企业进行深度剖析，开展了背景研究、案例研究、专题研究和理论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总结出了中国式管理的基本特征。
此外，成中英的C管理、陈明哲的王道管理理论、黄卫伟结合华为实践的“拧麻花”理论等，都是“中国式管理”研究到目前为止的重要文献。
2008年，在成思危的指导下，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与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联合国内六大知名商学院（管理学院），发起了“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遴选活动，旨在推动中国企业总结成功管理实践，推动中国管理模式在全球崛起。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目前已成为中国管理界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
中国式管理的兴起，既有当初中西企业的差异所激发出的探索热情，又有“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对中国特色运营方式的有效认知，更有“振兴中华”“扬我国威”这种文化复兴的不懈追求。
造物与造人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说过，“正确的经营理念是任何时代都通用的东西”。细读他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提出的很多经营理念，会发现其与现今商界普遍达成共识的理念、管理方法都是一致的。
既然管理作为一种最优实践是存在的，而我们当下又拥有各种最优实践，理应总结出被世界认可的模式。比如从组织角度来看，华为的组织建设、美的的机制设计和阿里的政委体系都堪称世界级企业的最佳实践。
而把战略和组织合起来，有一种最佳实践，就是海尔的人单合一。人单合一不仅是组织方式，同时也是战略构想。面对个性化市场需求，通过开放组织边界，让企业价值链运行过程的各个单元（小微组织）都能够感受到市场的脉动和压力。
同时，对整个价值流进行精细核算，员工收益基于顾客价值的创造。尽管很多人将人单合一模式对标丰田生产方式和阿米巴模式，但总体上，它应该是互联网时代中国优秀企业的创举，正在产生世界级的影响。
谈到中国式管理，还想多讲讲茅忠群和方太。
商业文明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创造，企业是人成长和修炼的道场，优秀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一所学校。
松下幸之助说：“造物之前必先造人。”方太则是将为人之道、待人之道、育人之道贯彻于企业的全过程。“任何管理模式背后都是价值观在支撑。中国的企业管理需要两条腿，一条腿是西方的管理制度，另一条腿就是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确定了这个方向后，茅忠群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学习、研究，一边实践、总结。
方太把中华优秀文化和西方管理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方太文化管理体系，成为中国该领域的先行者和典范。与此同时，方太跨越了百亿元营收规模，成功塑造了中国厨电行业的第一个中国人自己的高端品牌。
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就应该这样，在继承儒家文化等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既学习日本的拿来主义，又要超越其狭隘的民族主义，以更理性的态度对待西方文明；既接受西方的科技文明，还要接受西方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厚重沉稳的传统精神之上，注入自由、创新的因子，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的领跑者，而不是跟从者。
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考虑到没有过去企业管理逻辑的过多束缚且当下大量新技术应用到管理中，如果中国企业积极借鉴国内外最佳创业经验和管理实践，并认真思考如何推进管理领域的进步与变革，很有希望赶超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
“经济新物种”带来了新的管理思维、管理模式和最佳实践，这可能会给中国企业带来一定的提升机会，或摆脱过去那些不再适用当前管理模式的羁绊。
更多的模式正在中国企业中酝酿、萌芽。中国管理全球论坛执行主席、中国管理模式50人+论坛联合发起人、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董事会主席徐少春认为，中国管理模式包括三部分内容：
第一，现代中国伦理哲学。中国企业中大部分员工是中国人，所以不仅要传承中国优秀的伦理道德，也要倡导建立现代中国企业的商业哲学，帮助现代商业社会的中国人完成由“经济人”到“生态人”的转变。
第二，现代管理思想。谈中国管理模式，并不拒绝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美国的，日本的，包括中国自己的管理思想都是这里的组成部分。
第三，中国企业的成功管理实践。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包括战略管理、业务流程管理、信息化管理、法人治理结构管理、内部控制管理、行为规范管理等。
关于东西方经营这个话题，笔者所得最大启发是：所有管理模式，都贡献于人类共同进步。所以，“今天的中国企业同样需要肩负起对‘中国力量’的厚望，无论怎样的冬天，我们都能扬帆远航。”徐少春的这句话，更应是不确定时代中国企业的自信与责任。
其实，德鲁克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预言：如果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即将出现，那一定孕育自中国。
如今，中国管理模式所处的阶段，就像十三四岁的孩童，发展潜质和特质已经开始显露。■
作者系零牌顾问执行总裁、技术导师
本文发表于《企业管理》杂志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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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企业管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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