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自救之战是新中国的第二次“上甘岭战役”

作者：王小石

2020庚子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感染病例已超过三千万，病例数、死亡数双冠王竟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医疗强国——美国，令人唏嘘。由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已远远超过2008年经济危机，美国第二季度GDP环比下降32.9%，创下了美国自1947年季度GDP数据公布以来最差纪录。美国尽管疫情严重停工减产急需中国供应所需物资、设备，却抛出供应链和科技“脱钩”口号并马不停蹄游说众盟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雪上加霜。

在2020年诸多大事件中，有一件必须重点提及。5月15日，美国政府针对华为实施新一轮技术“封杀”，美国产业与安全局（BIS）宣布通过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设计和制造半导体，“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此前一天，台积电仓促宣布斥资12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制造5纳米芯片都未能拦下这一禁令。从近日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的发言来看，9月15日后台积电等芯片制造大厂都无法为华为海思代工芯片。众所周知，无论是华为的5G通讯系统还是高端手机终端，芯片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器件，华为迎来了“至暗时刻”。然而，面对美国费尽心机的全方位绞杀，华为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愈加奋起，昂首宣布走上IDM模式，也就是说芯片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封装。同时号召国内科研院所、科技公司从根技术做起，突破限制中国芯片产业链的瓶颈。由此，轰轰烈烈的华为自救反击战正式打响。

如果说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那么当前的中美产业链竞争就是新中国的崛起之战，而华为自救反击战则是新中国崛起之战的“上甘岭战役”，这一场注定艰苦卓绝、九死一生的战役将决定中国究竟是向上崛起还是向下沉沦。若华为这杆中国高科技自主创新大旗在这次美国制裁炮火下挺住了，那么中国崛起再无悬念。而一旦华为倒下去了，那么有多少中国企业还敢投资自主研发呢？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在《致新员工书》中写到：“‘烧不死的鸟是凤凰’，这是华为人对待委屈和挫折的态度。”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不就是上甘岭精神？拥有这种向死而生大无畏精神的华为敢战，也终将胜战。

一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碰到的第一个关坎。如果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重工业基地就将全面暴露于鸭绿江对岸美军的炮火覆盖范围之内，新中国重工业建设和军工发展将遭遇巨大的变数。上甘岭战役用无畏牺牲和坚定抗争粉碎了美军越过三八线北上的妄想，为共和国的工业建设奠定了安全的基石。

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战役。上甘岭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发起，进攻方是以美军精锐第八集团军，他们拥有当时最现代化的武器，并具有压倒性的火炮及空战优势。他们似乎看到了拿下这块并不高的阵地后，十六国联军装甲部队钢铁洪流将直插对手腹地，直至取得这场艰苦战争的胜利。防守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15军44师，他们并非当时的主力，武器虽然刚刚换上苏联装备，但补给缺乏，也无防空掩护，除了向下挖掘复杂的坑道防御工事，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美军18个炮兵营的大口径火炮一天内向上甘岭高地发射了30万发炮弹，200架飞机把山头炸成火海。然而，每一次炮火全覆盖后，美军满怀信心地冲上高地，都被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衣着褴褛的志愿军战士迎头痛击而无奈溃退。

上甘岭战役后美军留下的炮弹壳

战役持续了43天，十六国联军投入总兵力6.2万人，对志愿军上甘岭两个高地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共倾泻炮弹190余万发；共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投弹5000余枚。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岩石坑道也被炸短了三四米。然而战役最后，十六国联军还是无奈退回出发地，带着伤亡25498人的惨痛战果，上甘岭成了美军至今不愿提及的“伤感岭”。

上甘岭战役让傲慢的美军再也不敢轻视志愿军的战力,全世界也都知道强大美军在上甘岭吃了瘪，无形之中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水涨船高。1961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新中国的第一个空降军，隶属空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定15军，他的理由是：“15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他们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军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个15军。”

二

如今，新中国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坎。中国的GDP已经达到美国的67%，而且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这不由得让美国朝野产生深深的焦虑和忌惮。由此引发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手段遏制中国发展。

这并非孤例，二战以来美国成就世界霸权地位后，任何一个国家或经济体GDP体量超过美国的60%，美国都会不遗余力地敌对和破坏。首当其冲的是苏联，顶峰时苏联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美国的75%，美国运筹帷幄几十年，通过军备竞赛拖垮经济和意识形态渗透内部双管齐下，导致了苏联解体。然后是1990年代初的日本，当时日本GDP曾达到美国的69.6%，日本甚至在美国媒体洋洋得意刊文《日本可以买下半个美国》，同样引发美国的忌惮和绞杀，美国联合西欧逼迫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自损出口竞争力，芯片等核心技术分享给美国，从此日本从芯片大国退到仅剩下芯片精密辅料供应。而近年来达到美国GDP的85%以上的欧盟，也遭遇了美国的釜底抽薪——英国脱欧，以及对欧洲各国的不断挑唆分化。

因此，就不难理解当前美国为何大动干戈地对中国展开外交战、贸易战和科技战（脱钩）了，这并非特朗普的一意孤行，甚至也不是中美社会制度不同引发的，而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战略警戒线，威胁到了美国的世界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全方位遏制中国发展事实上已经成为当前美国朝野的共识。

三

为何华为成了美国全方位遏制中国的首选主攻目标？且美国要费尽心机地动用了汇丰银行构陷孟晚舟进而非法扣押、封杀芯片代工以及总统亲自强迫盟友弃用华为5G设备等非常规手段。这还要从美国霸权的核心架构说起。

美国霸权的核心架构自内而外分三层。最内核的当然是美国强大的军事霸权。在军事霸权之外是金融霸权，主要美元的国际结算体系地位。在金融霸权之外是科技霸权。当美国制裁一个国家时，首先使用的一定是最外层的科技霸权，比如使用瓦森纳协定对中国禁售光刻机。当科技霸权不足以震慑时，才会动用金融霸权，但这会比较慎重使用，比如对伊朗制裁禁止使用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这已经遭受欧洲和中国的强烈抵制。动用军事霸权就更会慎之又慎了，从近年奥巴马的绝不出兵乌克兰，到特朗普紧急叫停轰炸伊朗都证实了这一点。因为轻易发动战争不仅会遭受国际社会的责难，更容易陷入战争泥潭无法脱身。

正是因此，美国就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科技霸权。万一科技霸权旁落，美国的制裁手段就捉襟见肘了。此前，美国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就披露过打压华为的真实目的。威廉·巴尔在“中国行动计划会议”主题演讲中，他表示美国打压华为并不是因为华为对伊朗贸易，也非所谓网络安全借口。以他的说法来看，美国打压华为主要有以下几大原因：

第一，华为迅速崛起的科技，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已威胁到美国科技霸权地位，美国为了继续维持科技霸权地位，当然要付诸行动来阻止华为发展。

第二，美国已经意识到华为5G领先于全球，竞争对手的诺基亚所占的市场份额才17%，爱立信公司也不过14%。长此以往，华为将统治全球5G网络。美国依靠通讯网络后门实施窃听所带来的情报优势将荡然无存。

第三，5G网络技术将成为未来最核心的技术，5年后5G或将创造出23万亿美元的新经济产业风口，在5G时代下，将引起新兴技术如AI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工业4.0和大数据等的蓬勃发展，到时候主导权将落在华为手里，也就是说科技霸权会转移到中国。

一旦科技霸权转移到中国，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勒紧裤腰带搞出来的两弹一星，又让美国的军事霸权也无法对中国形成实质性威胁，那么美国对中国就只剩下金融霸权一张牌可以打。但关闭中国的美元结算权也是一柄双刃剑，会迫使中国全面转向人民币结算和欧元等其他货币结算，美元的世界结算货币地位就会随之削弱。

因此，趁着科技霸权的制裁还有效果，针对5G信息基础设施的全球龙头华为下黑手绞杀，就是美国战略决策层通过沙盘推演后必须即刻动用的胜负手。

四

美国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给华为供货，乃至霸道禁止美国境外芯片代工厂商使用美国技术为华为制造芯片，彻底宣告“造不如买”路线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走不通。

新中国建立以来，就一直有“自力更生”和“造不如买”两条发展路线的分歧。改革前就有围绕“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争论，改革后大飞机、光刻机等多个项目下马也是因为“造不如买”路线占了上风。茅于轼等更用西方的自由市场理论来论证“造不如买”的正确性。茅于轼在福特基金会资金扶持下抛出惊人研究结论：“中国应该取消18亿亩耕地红线”，理由是即便中国粮食不够也可以在国际市场随时买到粮食。事实上，国际市场粮食交易总量尚不及中国粮食需求的30%，而且中国一旦多买一些，国际粮价必然飞涨。所谓自由市场是霸权美国在产业链优势突出要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时的宣传愿景。如今，中国工业化突飞猛进对美国形成经济竞争威胁，美国便改头换面挥舞起了贸易科技封锁大棒。国际社会仍然是被强权大于公理的丛林法则所主导，这自1840年以来丝毫未变。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正是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面临美国与西欧封锁禁运以及苏联突然中断援建项目的重大困难，仍然独立自主研制成功两弹一星、核潜艇、杂交水稻、青蒿素等战略科技成果。

而在1970年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的谈话记录中，毛泽东精准地预测到了奉行“造不如买”路线是迟早会被西方卡脖子的：“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五

因缘际会，2007年为任正非和特朗普日后的隔空交锋埋下了伏笔。

2007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英国代表处首次提出了“让一线呼唤炮火”这一重大战略变革。这对华为来讲是一次革命性的战略变化和组织变革。此前，华为的战略曾是“千军万马攻下样板点”，然后精耕细作亚非拉美“农村包围城市”，这次在英国这个西方中心腹地提出“让一线呼唤炮火”，学习美军战斗方式扁平化决策链倒是其次，更重要是盘活了华为相对爱立信、诺基亚最具优势的人力资源，十万铁骑如出笼猛虎般在全球攻城略地。那一年，华为全球中标177个3G网络，包括欧美发达国家的多个运营商网络。此后，华为3G乃至以前无人问津的GSM才开始在国内得到大规模商用，全球前50大运营商也尽数进入，奠定了华为的通讯设备霸主地位。

同在2007年，比任正非小两岁的唐纳德·特朗普，一个酷爱上镜综艺节目的美国地产霸道总裁，鬼使神差的拜会了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并合影留念。基辛格博士是促成尼克松访华拜会毛泽东的核心智囊，更是与中国五代领导人都有交往的中国通。他在《论中国》中深刻指出：“自古以来，西方国家的建立，总有一个开端。但中国似乎没有这个概念，在他们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时都是一个起点。每当他们建立起大一统盛世的时候，总是不认为这是创造，而是复兴，是回到巅峰。似乎那个巅峰的中国，早在黄帝之前就存在一样。”或许，正是这次会面，促成了特朗普参选美国总统的决心，也让特朗普认识到了中国崛起对于美国霸权地位的潜在威胁。在2016年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后，基辛格不仅在报刊撰文为特朗普站台，而且给特朗普面授锦囊妙计——“联俄抗中”。只是，民主党大张旗鼓的通俄门调查让特朗普对“联俄”无奈放弃，但是“抗中”却是他一直坚定执行的既定方针。

正是2007年这两个看似很小事件在蝴蝶效应驱动下，到2018年形成了“一国绞杀一企”的恐怖飓风，让两位均过了古稀之年的老人开始交锋过招。有意思的是，基辛格和特朗普算是有师生之谊，而任正非治理华为的战略智慧又多出自于毛泽东思想和方法论。上世纪七十年代，基辛格的战略手腕在毛泽东的纵横捭阖下毫无还手之力，基辛格回忆称：“（毛泽东）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所以，特朗普碰到任正非，自然就像踢到了铁板，无法轻易得到他想要的结果，毕竟，他们的师承已经高下立见。

六

解铃还须系铃人。

破解当前华为乃至中国的困局，或可从美国崛起的历史找到借鉴之处。

英国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革命，走上坚船利炮殖民掠夺道路，登上了日不落帝国的王座，1900年它是亘古未有的最大帝国，拥有1200平方英里的土地和占世界1/4的人口。此时美国依靠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革命，在1900年悄悄成为工农业总产值世界第一。而此时美国的军事力量与英国相比还差的很远，而且英国仍牢牢掌控着世界贸易的主导权，因此美国继续奉行孤立主义政策韬光养晦。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将1900年到1920年这一时期美国孤立主义表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不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政治纷争和战争，确保美国的中立、和平；对所有赞成互惠的国家奉行友好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在发展本国工业和提升军事装备上有所作为。1914年，欧洲的军火和钢铁订单使得美国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拥有了世界40%的财富。同时，美国的科技发明不断涌现，最富革命的创造是福特的流水线。现代大规模生产开始了。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使得美国的经济实现了飞跃。美国一直蛰伏到二战中英法俄德日均遭受战争重创后，才在1941年以日本偷袭珍珠港为理由正式参战，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取得世界霸权地位。

借鉴美国的崛起历史，我们可以为华为自救之战制定出下述策略：

1. 放弃幻想，坚定信念。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发挥集中资源办大事优势突破产业链短板。“几十万人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

2. 不主动出击，不急于决战，扎实发展科技和工业打持久战。绞杀炮火过于猛烈时，可以躲入坑道避一避。“南泥湾建设。”

3. 合纵连横，团结朋友，分化敌人。对除敌对国外的所有国家奉行友好的策略，以合作互利破解强权绑架。“利出一孔。”

4. 做好自己的事，静候时机。美国若不能持续剪世界的羊毛，种族冲突等内部矛盾就会激化爆发。“最大的风险来自内部。”

美国仍然是第一强国，但产业空心化已经让其走到下坡路。可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擅长在历史中撷取智慧，因此才能一次又一次复兴，如基辛格所言“回到巅峰”。正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这个中国，因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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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占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