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扬之水法书

此为扬之水先生所赠贺年之物,小小的一张泥金笺,正中书“条达而福持”,而后落年款与钤章。笺上每字有小核桃大小,此为我所得水师法书中最大之字,甚为欢心。查此语,乃出自《庄子·至乐》:

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

庄子此语的大概意思,乃是称适合自己者才是最佳,只有明白此理方能福德长久。然我之性格一向不自量力,好大喜功,水师以此语相赠,想来是规劝我量力而行,真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能够认清形势,作出相应调整。魏武曾言:“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我就以此为座右铭吧。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大生法书

前一度见到了南京十竹斋画院院长卫江梅女史,卫老师说上午刚见到大生先生,他本想一起见面,正赶上有事,故请卫老师转赠这副对联给我,以此作为贺年之物。该对联乃是很细的小篆体,字迹秀美而有力,能将两者结合得如此完美,可见大生先生书法功力之深。对联的内容为“隔窗千峰依旧秋色,临轩一水不断书声”,这样的雅联挂在书房内最为合适,而其信封落款为“明精舍主”,想来明精舍是大生先生的堂号,而封口所用之笺乃是录胡适先生语:“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诸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能做到这一点,可谓极难。而大生先生以此为座右铭,想见其志存高远。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贾建钢法书

  

年前的几天,贾建钢先生与孙院长一同来京,贾兄有此之赠,依然是他最为拿手的小篆体:“松窗翠绕凌云久,兰畹香清承露多”,横批为“春光骀荡”。另一套联则为:“文章真处性情见,谈笑深时风雨来”,横批为“雅量高怀”。这两副对联挂于寒斋,顿觉满庭春色。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戴新伟法书

此乃戴先生的贺年帖,“步履安吉”一词,想来是指我近期的那场奇遇。大约一个月前,我在曲阜寻访时不小心掉进了粪坑,那里的味道颇为馥郁,幸而在友人的帮助下,毕竟化险为夷,只是报废了一部相机。其实,在掉入之前,我还是拍了几张照片,回来细看照片,感觉如果我第二次走到那里,还有可能再掉下去,因为那里遮掩得了无痕迹。这真可谓步步陷阱。但人生道路总要走下去,谁知道下一个陷阱布在了哪里,因此“步履安吉”不啻为最大的幸运。故得新伟兄此帖,颇可以“深得朕心”来形容之。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王韬诗集》,王韬著,陈玉兰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大概在两年前,我与陈玉兰取得了联系,是何人所绍介,我已记不起,只是知道她在浙江师大图书馆任馆长之职。该校处在金华,我原本受邀前往金华去举办一场讲座,后来因为时间上的冲突未能成行。半年前,我在福州地区寻访历史遗迹,在那里得到了林怡老师的大力帮助,而在聊天时我方得知,林怡与陈玉兰是同学,她们在一起同窗七年,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同时林怡告诉我,近些年来陈玉兰主要在研究王韬,而寒斋恰好藏有一些王韬的手稿,而后林老师拔通电话,我与陈玉兰聊了聊关于拙藏之事。

之后的几个月,陈老师两次来京,都因为我在外地而与之擦肩。前些天她又来京办事,我们终于得以见面,同时前来者,还有陈玉兰的先生陈年福。在见面时,陈玉兰赠给我这部大作,而陈年福先生也赠了我两部专著。

我对王韬一向有兴趣,这缘于他奇特的经历,尤其他跟李善兰在上海的那段时期,读来最令人解颐。王韬的很多行为颇为矛盾,比如他曾经给上海的管理者多次去信,出谋划策如何对付太平军,后来他又给太平军写信,帮助太平军规划建国方略,可惜事情败露,王被通辑,在外国传教士的帮助下,他躲在租界地一百余天,之后亡命天涯。在欧洲住了一段时间后,王韬又长期居住于香港,而后在藏书大家丁日昌的斡旋下,终于得到了李鸿章的默许,得以回到上海,在那里做翻译工作。

以往见到的关于王韬的经历,都是他人的叙述,而我在陈玉兰点校的该书附录中,看到了王韬所撰《弢园老民自传》,他在自传中讲到了年轻时的经历,而对于在上海时给地方官的出谋划策,王的解释是:

顾所言颇见施行,多能见效,其最要者,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后行之益广,卒以此收复江南。然用其言而仍弃其人,并欲从而中伤之。此老民之所以扼腕太息、痛哭流涕,长往而不顾者也。

按王韬所言,上海组织的洋枪队乃是用的他所出的主意,但那些官员用其计而不用其人,并且还中伤王韬的为人,这才是他乾坤大挪移,转而给太平军出主意的原因所在。但王韬却自称,他认识太平军中的一些董事,而王韬“密相结纳,说以反正”,以此说明他在做策反工作,对于此事,他在自传中又说到:

老民密纵反间,使贼党互相猜贰,自翦羽翼。诸内应者多急欲见功,势颇可乘。而当事者遽以通贼疑老民,祸且不测,闻者气沮。老民急还沪上,犹思面为折辨。顾久之,事卒不解。不得已,航海至粤,旅居香海。自此杜门削迹,壹意治经,著有《毛诗集释》,专主毛氏,后见陈硕甫《毛氏传》、胡墨庄《毛诗后笺》,遂废不作。

没想到王韬的策反工作被人抓住了把柄,认为这是他通匪的证据,而那时王韬正在家乡甪直,他闻讯后立即返回上海,准备向有关当局自辩,但这件事很难辩白,不得已只好到了香港,他说自己从此杜门不出,专门钻研《毛诗》,但研究了一段时间后,发现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已经刊行,于是他只好放弃了继续钻研《毛诗》的打算。

至于王韬的自传是否为实情,这不是《王韬诗集》探讨的主题。陈玉兰在《前言》中简述了王韬的生平,并且把他视之为“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文化巨人”,但陈玉兰也提到,王韬从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虽然他自称不善于诗,但他同样说,自己的诗“足以见我性情”,想来这正是陈玉兰系统研究王韬诗作的原因所在。

陈玉兰将王韬的生平创作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关涉到王韬的重要经历,而对于王韬诗作的收集,陈玉兰除了主要采用王韬手自编刊的《蘅华馆诗录》外,还参考了多部未刊稿,比如有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畹香仙馆遣愁编诗集》,此稿收录的是王韬青春年少时的诗作,另外还转录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弢园诗词》《弢园未刻诗稿》《弢园集外诗存》等稿本。对于这些稿本的价值,陈玉兰在《前言》中一一予以点评,比如第一种诗集所收之诗,主要是王韬年轻时的一场痴恋,除此之外,王韬也把其他两场恋情写入了诗中。陈玉兰说:“王韬将他三场伤心蚀骨的爱情故事结撰为《三恨录》,可惜也未能刊版。”

然在上海期间,王韬与李善兰经常到妓院中寻花问柳,并且李善兰还因欠嫖债而被扣在妓院内,王韬曾想办法前去营救。如何来看待他的这段经历呢?陈玉兰认为:“王韬后来征歌醉酒、问柳看花、乐此不疲的欢场冶游生涯,除了以续嗣为理由外,追逐迷幻的爱情遗梦,也当为重要的潜在的心理动因。”当然,王韬对此也有自己的解释:

信陵君醇酒妇人,夫岂初心?鄙人之为人,狂而不失于正,乐而不伤于淫。具《国风》好色之心,而有《离骚》美人之感。……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杰,此真常人之见哉!

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年少的轻狂正说明王韬思想活跃,而他的一些心思也用诗作的形式予以表达,比如《笙邨纪梦》中的前两句:

万种相思一纸缄,鸯鸳四角写回环。

约来眉阁初三月,身到银河第几湾。

当年王韬也藏了不少书,故而我更为关注他的藏书之事,我在本书中翻出了一首《题闲日读书图》,王韬首先称:

世间好事那有此,得闲萧然读书史。

男儿在世事业多,安肯低头钻故纸。

可见王韬志不在此,因为“残缣满箧久生尘,不识一丁快无比。卖书何能易米炊,煮字终愁饥饿死。”看来指望着卖文为生,并非易事,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有着黄丕烈的志向:

要读人间未见书,纵横蝌蚪辨疑似。

不屑沾沾兔园册,以此弋第夸乡里。

但无论怎么说,以王韬的性格,他不可能躲入故纸堆中,而他那奇异的经历,正是这句诗的最好注脚。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甲骨文字典》,陈年福编著

四川辞书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次见到陈玉兰的同时,很荣幸地结识了她的先生陈年福,而陈先生送给我两部书,一看书名,就让我颇感吃惊,因为这是我所认识的当代第一位甲骨文研究专家。而与之接谈时,我能够感受到一位真正学者的内心平静。

我对甲骨文完全外行,但对此也充满好奇,为此我将很多问题抛给陈先生,比如如何看待孟广慧首先发现甲骨,如何看待《说文解字义证》的初版本,以及对于明义士所藏甲骨的归属问题等等,听到陈先生一一予以解惑,让我听来大感过瘾。

大约十余年前,我到成都寻访,在龚明德先生的带领下,去拜见了流沙河先生。那时老先生正在研究古文字,记得他首先问到我“韦”字的古意,我只好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读来回答:“韦”字乃是指去了毛的熟皮子。但流沙河认为许慎说错了,他从字形上分析,认为“韦”字乃是一个人绕着城墙走。当时我不好意思问流沙河,他的解读何以证明,而且流沙河先生在几个月前已归道山,这使我再没机会向他求教。

陈年福的这本字典,其编排方式乃是以汉语拼音为序,故我一下子就翻到了“韦”字。而这本字典的使用性也极强,陈先生将每个字分为五栏,首先是通行汉字,第二栏为拼音读音,第三栏是甲骨文对于该字的不同写法,第四栏则是解此字之形,重在分析甲骨文的造字方法以及形意关系,第五栏则为该字的释义。

从这本字典上看,“韦”字的甲骨文竟然有二十种写法,这么说来,孔乙己所津津乐道的“回”字有四种写法并不算多。细看这些字体,每个都有相似之处,只是有些字的写法特别像照片把字拍反了。对于该字的字型,陈先生的解读是:

从舛(二止相对),囗(wei)声,或增从“止”;字形所从之形符“舛”在声符“囗”的上下或左右,方向或相反,以表背离之意。

对于“韦”字的释意,书中写道:

“違(违)”字初文,本义为背离。引申为违背、违反,这类意义后写作違(违)。皮革为皮与肉相分享的产物,故古称皮革为“韋(韦)”,引申有皮绳义,这类意义仍写作“韋(韦)”。

有些事情真是巧,“韦”字在该书中的页码,恰好是我身份证上的生日,当然陈先生是严谨的学者,他对这种巧合毫无兴趣。而我更好奇于书中的这些用字,我写此文要尽量避开他书中不断出现的甲骨文,因为这些字用电脑完全打不出来。陈先生告诉我,书中的每一个甲骨文字,都是他造出来的,而以前造字很费时间,如今他几分钟就能造出一个来。

我对甲骨文字只是从外形上胡蒙乱猜,也仅能猜出少数的几个,而陈先生本书中竟然收录了1800多个已释字的甲骨文,另外还有重出字头300多个。同时他提到:“本字典采用‘六书’中的前五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来说明甲骨文的造字方法。”我在上学时,曾经学到过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到的六种造字法,除了以上五种外,还有假借,而陈先生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到,“假借”乃是用字之法,而非造字之法,记得当年老师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关于许慎提出的造字法,他在《说文解字序》中有简明扼要的说明,同时对每种造字法举出了两个字例: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其实,这六种造字方式,最难理解的是转注。我记得老师在讲课时说来说去,也是“考”和“老”这两个字,看来是我太愚钝,以至于影响了老师的英名,而今我得到陈先生的这部大作,首先翻阅他如何解读转注,他在《前言》中称:“转注造字法是指在表意、表音和意音字符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增加、减少或改换)某些笔画造出字符的方法。”

而后陈先生将转注分为了三种类型,比如第一种是通过增加笔画而形成转注字,他举出了“夕”和“月”两个字:

早期甲骨文“月”像半月形,有形可象;“夕”无形可象,月在夕见,故可以“月”示“夕”。后为求别,在“月”字中加一短竖即为“夕”字,这样便造出了“夕”字(晚期甲骨文二字又反过来用,变成“夕”像月形,“月”字为月形中多一画,为今字形所本)。“夕”为转注字,二字记录的语词环境相同 。

通过这样的解释,我终于明白转注是怎样的一种造字之法,由此而大感快乐,也更加感念陈先生惠我以识。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甲骨文新编》,陈年福著

线装书局201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亦为陈年福先生所赠,一函三册线装本,以排版方式印在细腻的宣纸上,从书口望上去,特别像传统的木活字本。该书每行字的字头为小篆,下面则是甲骨文,然其甲骨文字体比寻常所见整齐许多,由此而让我想到了“甲骨四堂”的甲骨文书法。就市场而言,以董作宾的此类书法作品最为人称道,但陈年福先生说他更喜欢雪堂的书风。细想之下,我未曾看到过郭沫若的甲骨文书法,他虽然研究甲骨文,但是否写过相应的书法作品,我并不知晓,陈先生亦称他未曾见到过鼎堂的同类作品。

因为字头的小篆,我们聊到了“说文四大家”,以及《说文解字义证》在版本上的珍罕性,我留意到陈先生是典型的专家,他的着眼点更多在于甲骨文字迹的辨识。我前一度看到相关部门在搞网上征集,似乎是能辨识出来一个新的甲骨文字就有十万元的奖励,陈先生讲到社会上的一些辨识大多经不住专业推敲。专家就是专家,我还是别在他面前胡扯了。

谈到殷墟甲骨的发现,我遗憾于这些年来未曾买到过新的甲骨片,而陈先生告诉我,在安阳地区还有不少人收藏甲骨片。聊到明义士时,他说现存在加拿大的那批明义士旧藏中也有伪品。我记得有一个文献上讲到,当年明义士买了一橱子甲骨,后来发现那些甲骨都臭了,方才让他明白,自己买的都是伪品,后来他再收的甲骨就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然而陈先生告诉我,明义士甲骨收藏中的伪品,有一部分是老的甲骨刻上的新字,因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有些是不带字,于是有些古玩商就在上面刻上字再卖,以此谋得暴利。他同时告诉我说,近些年来他还见到过整片龟甲刻满字的珍品,这真可谓地不爱宝,有运者得之。

陈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讲到了甲骨发现百余年来研究著作不断,而记得我当时跟他谈到第一部研究甲骨的著作乃是孙诒让的《契文举例》,那时孙诒让就是靠《铁云藏龟》来作研究。寒斋藏有《铁云藏龟》一书,该书乃是石印本,有些字迹很难看清楚,而陈先生告诉我,这正是孙诒让厉害之处,他竟然通过那些不甚清晰的石印甲骨照片,释读出几百个甲骨字。

陈先生在《前言》中又谈到了近年所出的甲骨文类编之作,其中提到《甲骨文字形表》《新甲骨文编》《甲骨文字编》三种,为什么在近十年内出了这些相应著述,陈先生认为有三个原因:

一为甲骨文新材料、新释字不断刊出,旧有字编已不敷使用;二为文本释读材料汇纂、字释汇编类书之检字之需。三为撰编者于甲骨文字考释全面整理研究之专著。

其实我很好奇于如何释读这些难以辨识之字,陈先生简约地告诉我说,这除了对传统文字的熟悉外,同时还要具备丰富的联想力,而辨识甲骨文其实也有规律可循,但如何印证所辨识之字,陈先生没有向我做过多的解释,然而他在《前言》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其实,凡古文字学者,每人心目中皆存有自己所认可之一字表。甲骨文同一字形往往数释并存,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似乎未有定论,然在学者眼中,每一字形总有一种考释结论为其个人所认同,或已公布,或未公布而已。故形迹于纸之字编,必少于存乎古文字学者心目之字编也。

进行这种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是何等之难,在万丈红尘中,能枯坐冷板凳是何等之不易,这让我想到了范文澜的名言:“坐得冷板凳,吃得冷猪肉。”而陈年福也在《前言》中谈到了释读甲骨是一个冷寂的工作:

编者经年浸涵于甲骨文文本之整理释读,茕茕独守,亦时有少许拙见与发明。多年来,陆续新释、改释之甲骨文已有百余例。故纂集是编,亦望藉此总结个人所治甲骨文之释续之绩。故是编不避大梨小枣,倾囊而出,芹献而已。

黄丕烈诗曰“我为嗜奇荒产业,君因勤学耗年华”,这句诗颇可以形容我与陈年福先生的处境。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宋本陶渊明集二种》,(晋)陶潜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责编南江涛先生所赠,该书精装一册,全彩印刷,甚至将每册原书的封面及空白扉页全部影印在内,如此还原方式,在古籍影印方面最值得赞赏。

本书前有许逸民先生所作提要。几年前在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我与许老先生分在同一个组,他的谦谦君子之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可惜这几年无缘见面聆听教诲。对于《陶渊明》集,许先生在提要中首先谈到了该书的行格以及陶潜的生平,之后提到了陶集的版本情况:

陶渊明的诗文,最早由梁昭明太子萧统辑集为八卷本,北齐阳休之补入《五孝传》《四八目》,合序目为十卷本。隋、唐、五代,别本纷出,及至北宋,始经宋庠重新刊定为十卷本。今存最早的宋庠重定本,即此次影印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本。

许先生的提要中又谈到了本书的递传过程,因为书内有文彭和毛晋之印,可知该书曾庋汲古阁:

此本末附《本朝宋丞相私记》,无疑是经宋庠重新编定。但此本是否就是宋庠原刻的递修本,或他种北宋刻本的递修本,乃至南宋刻本的递修本,今人颇存疑问。

汲古阁何以将本书视为北宋本,许先生在文中分析到:

前代藏书家判定为北宋刻本的依据,主要是此本附录在颜延年《诔》、萧统《传》和《本朝宋丞相私记》后还有一篇《曾纮说》。考曾纮字伯蓉,本南丰(今属江西)人,其父与曾巩为从兄弟,家襄阳(今属湖北),号临汉居士。约生活在两宋之交。曾文谓平生酷爱陶诗,“每以世无善本为恨”,例如“刑天舞干戚”句,各本皆误为“形夭舞千岁”,理当据《山海经》改正,适逢其亲友范元羲寄示义阳太守开雕的《陶集》,于是致书于范,说明应予校改之意。曾文写于宣和六年(1124)七月中元,藏书家乃据此断言为北宋刻本。

但是,因为本书中的一处刊刻之语,证明这种判断不准确。殊不知此文末署“临汉曾绂书刊”,而曾绂从末刻过《陶集》,“刊”字不可解。今检南宋绍熙三年(1192)曾集所刻不分卷本《陶集》,《曾绂说》附见于《读山海经》诗后,形同题识,末句作“临汉曾绂书”,无“刊”字,可见此本“刊”字实属衍文。曾绂晚于宋庠数世,宋自无由得见曾文,加以宋庠跋文无有冠称“本朝宋丞相”之理,故可证明此本并非宋庠原刻。

可见本提要颇为严谨的叙述了该书的版本递传情况,以及相应的辨析。而该书影印的另一种则为《陶靖节先生诗注》,许先生也是先简述了原书的刊刻者,而后提及该书版本时则称:

汤汉自序其笺释陶诗起因,是有感于陶诗“精深高妙”,又间或“乱以廋词”,深恐“千载之下,读者不省为何语”,故想通过笺释“以表暴其心事”。汤序作于“淳祐初元(1241)九月九日”,可知笺注陶诗是其早年的事。而付诸剞劂则在其晚年出守福州时期。今之《陶靖节先生诗注》写刻精美,不仅版式风貌颇具福建刻本特色,而且其刻工如蔡庆、邓生、吴清等,也知咸淳间建宁所刻《周易本义》《张子语录》为同一人,此皆咸淳初年刻于福建之明证。故此书版本应为“南宋咸淳福建刻本”。

两部难得之书都曾藏在海源阁,后来又一同归了大藏书家周叔弢,周先生将这些善本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而今将其影印出来,以便让更多的爱书人能够欣赏到宋版之美。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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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江阴历史文化丛书》,江阴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前一度我准备写关于江阴文庙的文章,但所查得的各种材料基本没有原始出处,而几年前我到江阴探访文庙时,是由当地的爱书人顾晟楷和陈龙两位先生带我前往。顾先生在旅游部门工作,经常到处奔忙,为此不好意思因此小事再度打扰他,而陈龙先生就职于江阴市博物馆,是我给陈先生去电,向其索要江阴文庙的史料,转天他用微信给我发来几张图片,也许是图片格式问题,五张仅能看到两张,无奈再次致电陈龙,请其重发,然陈先生说,他会安排朋友将原书寄出。

几天后我收到一箱书,里面乃是一套十本的《江阴历史文化丛书》,每本书都有单独的书名,分别是:《江阴史事纵横》《江阴古今兵事》《江阴明清学政》《江阴杏林春秋》《江阴民间文艺》《江阴文物胜迹》《江阴历代吟咏》《江阴翰墨珍赏》《江阴历代名人》和《江阴民俗特产》。

我索要一篇文章,竟然得到这样一大套书,陈龙兄的高谊真令我感动。但我做事还是一根筋,立即将可能有关文庙的那一本《江阴文物胜迹》拆开,从中找到了陈龙兄发给我的那五页照片。然而我翻遍这套书,未能找到与文庙有关的更多史料,为了五页纸,得到了一大套书,这真可谓悲喜交加。无奈,再次微信陈龙,向其表示谢意的同时,又问他还有没有更多的文庙史料,他告诉我确实没有了,而寄给我这套书,乃是让我全面了解江阴历史文化。有意思的是,他更为关心的是这部书在包装时是否用心,邮寄过程中有没有被磕角摔坏,真是标准的爱书人一枚。

既然陈龙赠我这么一大套书,我不能辜负其美意,于是认真翻阅了《文物胜迹》和《历代名人》两册,在拜读第一册时,果然收获了不少新知识。该书每一节都会单列一篇普及知识性的概论,比如第一节《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起首先称:“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三支文化一脉相承,分别代表了新石器文化的早、中、晚期。这三支文化遗址在江阴境内均有发现,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分别为祁头山遗址、南楼遗址和高城墩遗址。”

而后该书分别解读了这三种文化的特性,其中祁头山遗址已有距今7000年的历史,可见当地文化之悠久。如此专业性的文章通常比较刻板,让读者很难有兴趣读下去,然而本文的作者在运笔时却能做到既严谨又通俗,比如他讲到该遗址发些了一些红烧土块,但是这些土块是如何烧制出来的,作者说到如今仍然不了解:

从大量红烧土块中夹杂树枝、芦杆以及红烧土上一个个排列有序但大小不一的孔洞来看,这些红烧土应该是经过烧烤的墙壁碎块,它们比一般的土块比重要轻得多。古人是如何将泥糊好的墙烧成比较结实的红土(可以肯定不是烧成以后再砌墙),已无法考证,这在原始社会中也算是建筑上的高科技了。

对于该遗址的出土之物,除了大家关注的玉器外,祁头山遗址还有其他的出土,其中一件陶器居然可以证明祁头山的先民执物是左撇子,这太有趣了。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遗址的出土物中还发现了一件陶祖,但作者却作出了这样的推论:“这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母系社会对男性生殖崇拜的例证。”

对于早期遗址的发现有着很多的偶然性,比如高城墩遗址就是这种情况:

高城墩遗址是江阴最西北石庄镇的一个自然村,村北有一个高大的土墩,原有直径在百米以上,相对高度在10米左右。早先,村民以为这个高大的土墩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因此有敬畏之心而无人敢去冒犯,千百年间土墩安然无恙。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运动的开展,村民开始在墩顶上修了一个小水库,用柴油机将河水抽到水库里灌溉村北的一大片农田。

然而那时的人不识宝,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古器物后,大多会将其砸碎:

村民们对土墩敬畏之心彻底被打破,在墩上从事生产,取土填屋基、铺路,只是对时不时从土中挖出的一些陶罐迷惑不解,对一些白色石头制作的形状怪异、纹饰恐怖的器物更是视为不祥之物,或丢或弃,或干脆砸碎,还不敢对人声张。1975年左右,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的高城墩生产队决心改变落后面貌,提出挖平高城墩,以扩大农田面积,于是决定在土墩西南建砖窑。在挖土时又挖出不少陶罐和石头做的器物,有的像斧头,有的扁扁圆圆中间有个圆孔像个大饼,有的长长短短细长像原珠笔,还有带孔的圆珠珠,中间有孔的管子,还有的外方内圆,满身刻有纹饰,四个角还有类似眼睛、鼻子、嘴巴的图案,他们惊恐之余又要一砸了之,这时个别胆大的人留了个心眼,将其中几件收藏起来。

不知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正是由于土墩中夹杂着大量的陶片,不适合用来作砖瓦,所以该砖窑被迫停产,也正因为如此,高城墩没有被挖平,为此保留了下来。后来有村民带几件玉器到常州文物商店去售卖,工作人员看到后大吃一惊,因为这均是制作精美的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商店的人立即将此推荐给常州市博物馆,该馆的工作人员立即到该村去进行收集,为此得到了许多精美的玉器。

读到这段记载,更加让我感受到了文化普及的重要性,否则不知还会有多少精美的历史文物就此而被毁。而此前的几天,我恰好在微信中看到一段视频,有人挖出一个瓷瓶,立即用锄头把瓷瓶打碎,从里面找到一些银元,为此高兴不已,而后方知那个瓷瓶价值上亿,远比那些银元价值高千倍,此人闻听后后悔不已。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假,但是此人的作法,颇像本书中的描写。怎样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古物的价值呢?看来这件事依然任重道远。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2020年1月师友赠书录(上)韦力撰

《亲身实见:杜甫诗与现地学》,简锦松著

两个月前,我在温州市图书馆举办了一场讲座,经方韶毅先生介绍,得以认识当地的几位爱书人,其中一位朋友在聊天时谈到了我的寻访,告诉我说,有位叫简锦松的先生多年来也从事相应的田野调查,他们将这种活动称之为“现地学”。而我却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足见我视野之窄。回来后不久,这位朋友就寄给我简先生所著的三本书,此为其一。

阅读该书的自序,终于让我理解到了现地学的特性。这篇自序颇长,作者用举例的方式讲述了他的研究方法,比如唐诗中那首著名的《枫桥夜泊》,为此作者曾写过一篇《唐代时刻制度与张继“夜半钟声”新解》,作者在该文中总结说:

我的基本立场是,必须先知道唐人使用的时刻制度,才能了解唐人生活的常态,才能解读‘夜半钟声’。我仔细研读了正史中的历代历志,然后把焦点集中在《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又因为张继是天宝时人,我特别取出当时使用的《开元大衍历经》,先逐句解析历书的术语,了解昼夜时刻的定义及实际用法,验算书中的各种计算公式,并做成《唐开元大衍步轨漏全年昼夜漏刻及日出、日没、昏、明、五更古今时刻对照表》,使读者可以简易的在现代钟表和唐人五更计时的双方,自由来回地换算。

如此说来,首先要懂得天文历法,才能做相应的诗学研究,因为:

有了清楚的唐代时刻知识之后,再来看我所主张的“夜半钟声”时刻,便知道我只是解读了相关诗文和文献史料,从中精密地计算出张继抵达苏州的日期,乃是天宝14载9月16日夜,再依佛门十分普及的《百丈清规》等书,把佛寺晨钟的时间,定位在“四更结束、进入五更”之时,然后利用五更表,得知张继作诗当天,四更结束、五更之始,乃是寅时二刻三百四十分,换算成现代钟表的时间,是755年10月26日凌晨3点39分左右(苏州地方时),此时虽然月明如霜,但天色仍黑,离日出也还有3个小时,失眠的张继因而以“夜半”来形容这种感觉。

如果只仅仅是这样的推论也就罢了,但作者又要作相应的田野调查,而他在调查时,还会使用各种先进的手段:

我最近三年来也深入现地,从北京到杭州、宁波,考察了大运河的全程。我所使用的研究工具,除了一直在强调的文献精读法之外,也陆续增加了GPS仪器,高阶数位相机+GPS定位、数位行动摄影机、雷射测距仪、Google Earth Pro 、Starry Ningt、Stellarium、ArcGIS QGIS等实体和软体。此外,过去我十分重视古代地图,收集了不少宋、明、清、朝鲜的古地图,得力于此不少。

简先生使用这些仪器和软件,而后前往寒山寺去调查。作者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张继为什么要夜泊枫桥,而后简先生将当时的大运河情况以及现在的状况进行了对比:

唐宋元明清的行舟,除了以苏州城各门为起点者之外,无不以枫桥为必要的夜泊码头,其故安在?原来,当水路从大运河本流要进入苏州城之前,在枫桥以接近八、九十角度东折,古运河的河道,在郊外时宽度较大,约二、三十米,进入通往城区的河段,就限缩到15米以内,有时窄到10米上下,因此,作为主要码头的枫桥站,会开挖比较宽的塘面,供客舟停泊。

而后 文章提到了当时因航道狭窄,故来不及进入苏州城区时,就要夜泊在枫桥:

南宋朱南杰和薛季宣的诗中都称此地为“枫桥湾”。此地有桥,可以跨岸而成酒市,有石岸,可以系行舟而便登陆。往苏州城的舟船,在进入枫桥湾之前,不便停泊,在通过枫桥湾之后,除非走完长约3公里的拥挤河道直接进入阊门,如果时间上来不及入城,中间是不可能停泊的。了解这一点,才恍然为什么客舟都在枫桥停泊。

简锦松先生还与学生徐嫚鸿合写过一篇《〈全唐诗〉中“残灯”一词对时间定位之意义》,该文引用了白居易所撰《望亭驿酬别周判官》中的诗句:“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何言五十里,已不属苏州。……”为此简先生与学生特意到望亭镇去探看,他经过实地考察后得出如下结论:

古望亭镇正当苏州府与常州府无锡县的交界,从唐至今,并未改变,白居易所说“五十里”,是使用了《元和郡县图志》所使用的唐小尺,唐代小尺的一里等于0.445公里,换算之后为22公里。今由苏州阊门到枫桥3.5公里,从枫桥到望亭镇18.5公里,合计22公里,恰好相符。

想一想我的寻访之旅,虽然已进行了20年,但所得主要是自己的感受,我并没有记录下相应的数据。但简先生何以能跑那么多地方,并且留下那么多的数据呢人?他在序言中也谈到了朋友的帮助:“在中国做现地研究,没有大陆学生组成团队,几乎寸步难行。”而后他在文中举出了很多给他提供帮助的人名,比如他讲到组织人力考察褒斜道时,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院长王建科安排其弟子协同前行:

因为山中的地图十分简略,我们采取每500米按一次卫星定位,纪录沿途所见,这个办法虽然有效,但工作人员很累,即便在开车中也不能休息,要一直盯着GPS看,其实是很笨的方法,不幸,那个笨方法是我想出来的。

而到实地时,简先生还要用尺子做丈量,某次尺子忘记在了车上,而车停在了山脚下,一同前往的助理文瑜竟自告奋勇地躺在地上,用他的身高作尺子。读到这样的记载,颇令人感动。而他们的沿途中,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小的意外,比如到新疆作王洛宾边塞诗的现地考察时,沿着天山南北两路绕行了几千公里,中间三次越岭,历经苦寒和高温,甚至发生被愤怒的公牛追赶事件。

想到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颇能体会简先生与他助手们的遭遇。而简先生在序言中也提到了他的家况,他说弟弟老四先他而去了,母亲也去世了,他的幼子也得白血病去世了,而其夫人黄博君也在车祸中去世了。这些年来他连遭丧事,却依然能坚定信念,进行他热衷的现地学,这种精神是何等令人钦佩。 

来源:芷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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